牺牲1986

老塔刻画了亚历山大这一带有极强殉道意义的形象，整部电影有浓郁的西方宗教风格，在核战争的背景下，亚历山大向上帝祈祷，以自我牺牲的形式来渴求神的帮助。电影从一开始的《三圣贤之旅》至结尾带有新生意义的呼应，都带有浓烈的宗教符号，从核战争为分界线，前半部分是哲理与文明，后半部分是疯癫与混乱，自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和谐，人们开始抛弃部分和平生活中所漠视的伦理与秩序，世界成为压抑的颓废的荒原，仿佛瞬间跌落莽荒时代。

此时，和谐的婚姻成为抱怨的尴尬关系，文明法则被打破成为践踏着斑马线前进的“野蛮”，一个拥有高深哲理与厚重道德的无神论者转而向神祈祷渴望救赎，化身为一个耶稣式的人物，以一己之力背负整个世界的罪恶。乱世打破了人与人之间或者是人本身在一般时期难以发现的平衡与伪装，将一个个难题放到了所有人的面前。

一方面人们渴求理性与文明来给予自己选择与指引，亚历山大竭力地恢复以往的秩序与和谐，但当他看着这破败的树林时，一种反理性反文明的混乱让他感觉恶心，人类所在和平时期建筑的一切都在战争面前毫无抵抗力之力，人的思想在宏观的战争面前——尤其是核战争，那样无力与徒劳。

于是另一方面，人们在这种文明特征被隔离的情况下，开始追求原始的古老的文化传统，例如宗教，一个现代的代表文化的学者开始追向神的救赎。邮差是一个“信使”形象，在各大神话中都很常见，代表着神的启示，降临在尘世里的智者面前，指给他一条带有自我牺牲以解放世界的道路，邮差指示亚历山大拜访玛利亚并与她同房，也是最后在亚历山大燃烧房子给他拥抱的人，而玛利亚的形象就太明显了，这两个形象与家人相对，无论是战争前还是战争后都与家人群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反差，这也是指代亚历山大的两个方面。

我很怀疑老塔在拍《牺牲》的时候是不是预言到这是自己的最后一部电影，似乎将自己之前所有精粹之处都糅合在一起，如《乡愁》的疯癫与自焚，《镜子》的现实与梦境的杂糅混合，《潜行者》的理性与信仰思考，《安德烈卢布廖夫》的自我救赎与悲悯世人。但在我看来，糅合得并不和谐，整部电影看起来充斥着混乱与过分的意识流，用一种宗教性的教条性的语言来刻画一种战争下人们的恐惧与失态，一种荒诞的意味充斥着从头到尾，太多无意义无根源的指向疯癫与信仰，强行地带入一种强势的宗教信仰主题，至少对于我这种无神论者来说，是难以接受以及无法理解的，在灾难面前，理性伦理无端地让步于信仰与神。所以我最喜欢的是女儿这一形象，她似乎是一切的旁观者，与所有的混乱疯癫隔绝，反而让我看到了安德烈卢布廖夫的影子，信仰不是非得与理性与冷静对立。

结尾在我看来也并非那么画龙点睛，这种前呼后应对于老塔应当信手拈来，只能说，这种极具预言性与轮回概念的开头让我一下子便能猜到结尾是小儿子日复一日地浇水，这个结尾远不如《乡愁》要震撼，像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劫后余生警醒意义，罪恶注定接上救赎，毁灭注定接上新生。

多说一句，我不太懂为什么很多人说老塔特别喜欢烧房子，我印象里也就烧了两次，而且《镜子》里完全只是衬托意义，如果看懂《镜子》精彩无比的叙事结构的话，应该就能知道那次烧房子只是一个毫不重要的环节，而《牺牲》里烧房子则带有一种极强的自我献祭以及兑现承诺意味。

总之，《牺牲》是老塔最差劲的一部电影，他还应该再拍长一点，我不理解亚历山大，无法理解这个不堪一击的世界，更无法理解拯救世界的成本如此之低，在我看来这部电影与《安德烈卢布廖夫》相反，一个是现代精英用宗教方式拯救世界，另一个是古典精英用创造客观艺术珍宝的方式来拯救自我，老塔构思了一个太精彩的有关救赎的故事，却没有把它讲好，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不满意的。

当我们惊叹于由经验精心建构起的文明之美时，正如亚历山大沉醉于家宅和地图之美，人是否有必要对自然和文明进行批判性说明来证明自然的体系之特殊性？其实，当意志开始假定本体为经验时，就已经错了，因为此时意志需要考虑欲求的结果，而不考虑在自然认识中凡发生的事情的原则，当人的主观准则不能符合自然律时，人的审美、认知方式、逻辑思维就会畸形。事实上，人的主观准则已经离自然律很远了，人类以经验为主要根基创建了文明来替代了自然，进而功利经验主义替代了道德理性主义，我们得到了大自然的所有物质，却用与自然背道而驰的方式对物质进行再次联结。人们有时由于主观准则能动作用的消失而暂停联结物质，对自然抱有希望，但此时的客观环境已经不符合自然律，即使无为，也无法回到与自然律相符合的客观法则上，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也无法以为符合自然律的方式去处理对象。但乐观的是，我们不用去怀疑自然律的真实性、不必去等待，只需要有这样的意志，正如有去欣赏一幅印象画的意志一样，只要感官世界起能动作用，便能表象物质、重新认识自然律。

出于自身对探讨问题的不断需要，我们要把“自然”作为一种形式、倾向，独立于任何对象之外，而能够现实地作为自然倾向存在的，只有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的形而上学就是纯粹理性自身，纯粹理性本身必然的课题为：上帝、自由、不朽。当我们寻找到一种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有准备解决这些问题的一门科学后，我们就独立于任何对象之外，认识作为一种形式、倾向的“自然”，进而认识自然律。

与自然律相联系的理性，我们称之为精神。精神是造物主，它本身具有生命，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人都称其为“我父上帝”，因此，物质与精神间的联系是上帝的意志，作为物的性状的完善，是被表现在实体中的最高完善，因为它包含存在者对所有一般目的的充分性，即使是完全抛弃了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给枯树在每天固定的时间里浇水、去从一个被称作“女巫”的人那里求得母爱这样的目的也同样具有道德意义。实证主义者认为，上帝无法在感性直观里表象，因此上帝就不存在。其实，对上帝的否认就是对超过感性以外任何事物的否认，包括对理性、自然的否认。事实上我们所有理性存在者所需要的一切现象，包括物质实体都必然是造物主思想提炼后的产物，与上帝必定保留着某种联系，因此物质世界的自然必然包含精神和道德的特点，而认识这些精神与道德的特点，本质上就是在感受自然的美，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早已忘记自然的美，他们只承认精心打扮后的华丽与精致，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能感受到自然之美，因为在最广泛最深远的意义上，美是对世界的表达，上帝是完美的，真、善、美只是上帝的不同面孔，美若要臻于完美，更高层次精神元素的存在是极重要的，为了不断接近完美，我们需要马不停蹄地提高自己的精神层次，从抛弃经验开始，超越感性、超越质料、超越形式，直到完全自由，像独立于自然律之外的道德律以自由的名义直接规定人类意志一样，自由的人也以自由的名义直接规定人类意志，但即使这样，自由的人仍能保有童时的心灵，他们希望得到所有母亲的爱、即使是前人犯过的错误他们也会犯、会和比自己生理年龄更小的人玩捉迷藏游戏，但这些都是有道德意义的，因为自由存在者的感官世界整体上拥有具有完全由自身规定自身的原因性的无条件者，即自由的绝对自发性，他们自由行动的原因性是身体上无条件的，完善的自由存在者会相信他们就是自由本体，正因为相信，所以他们不朽，他们是内在永恒之美的预示、本身是完满又令人满足的善，他们能掌握自然之源最终最崇高的表达——道德，并用作为自然存在之符号的语言表达出来：“太初有道。”

为了发挥道德的能动作用，我们从“形式”上的自然进入到“质料”上的自然，即具有具体对象，但要排除一切经验：忘记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烧掉自己精心建构并引以为傲的家宅、与所爱之人不辞而别，以及，忘记自己的语言，因为我们是自由存在者，我们以上帝的意志来联结物质，让所有的物质在自然中不朽。我们要牺牲一切、回到最初的运动状态、成为孩子、创造新的价值！

我过去的孩子、我现在的孩子、我将来的孩子，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上帝的孩子，我为你们进行了一次危险但有必要的奠基，当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嫉妒你信仰上帝、追求自由、相信不朽时，你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继续坚持下去，而我愿意通过献祭我的生命来给予你们这样的勇气和信心！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6479.html

载着亚历山大的救护车已经离开，骑着自行车的玛利亚已经远去，在旷远的地方，在宁静的湖边，亚历山大的儿子一个人拎着水桶，一个人为树浇灌，一个人为树垒起石块，一个人的努力和一棵树的成长，构成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最后的孤独，但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当儿子躺在那里并仰望天空时，他在咽喉手术之后第一次说出了话：“开始的时候就是语言，为什么呢，爸爸？”

第一次说话，是对于身体疾病的消除，而这一种言说，是在仰望天空时发出的，“爸爸”更像是对上帝的言说，而“开始的时候就是语言”所对应的也是经书上的那句话“太初有道”，道成为语言本身，道成为言说的方式，儿子便完成了对于“父亲”的一次赓续，在信仰意义上更是一种奇迹的发生——在一个人的言说中，在一棵树的成长里，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是语言”就成为塔可夫斯基关于救赎的最后一次疑问，而最后打出的“献给我的儿子，希望他拥有希望和信心”，也意味着塔可夫斯基在“儿子”身上完成了救赎，这一个关于信仰的母题终于找到了答案。

从咽喉手术不能发声，到最后完整地指向了“太初有道”的言说，亚历山大的儿子成为“牺牲”之后的唯一一个奇迹。“牺牲”而救赎，救赎而创造奇迹，塔可夫斯基显然选择是和《乡愁》不同的寻找道路，在《乡愁》中，塔可夫斯基在怀乡之情中寻找信仰的目标，这个目标便是故乡和“母亲”，这是一种返回式寻找，但是安德烈和多米尼克都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在自我神圣化的过程中完成了救赎，但最后只是一个人的演出，最后剩下的是灰烬和骨头。而在《牺牲》里，亚历山大却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祈求上帝免罪于家人，“如果需要，我可以把一切都奉献给你，可以离开家，可以烧掉房子，可以成为哑巴，上帝啊，帮帮我！”最后，他的确用一把火烧掉了房子，的确被推上了救护车，的确离开了妻子、女儿，而在完成了牺牲之后，此前无法说话的儿子终于完成了“太初有道”的言说。

但是，儿子只身一人给树浇水垒石，真的是奇迹发生的一种隐喻，真的是牺牲之后的言说？电影一开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用了4分44秒的时间展示了达·芬奇的名作《三博士的朝拜》，从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一幅画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在故事的开头成为对《牺牲》解读的一条线索。《三博士的朝拜》取材于马太福音中的故事，耶稣降世时希律王要求三博士前往伯利恒拜访。拜访是对耶稣这一上帝之子的确认，充满了某种仪式意义，而在展示画作之后，塔可夫斯基的镜头缓缓向上，是画作之外的一棵树，是树上的浓阴，于是出现了湖边的亚历山大和儿子，亚历山大则继续着关于一棵树的神迹故事：有一个老僧侣帕姆维种下了一棵树，他的门徒约翰·科洛甫为了让它快快长大，每天拎着水爬上山给树浇水，晚上又回来，三年之后，树终于开出了花。

用三年的努力，让一棵树开出了花，这当然是一种奇迹，而门徒之所以能创造这个奇迹，就在于内心坚信上帝的力量，而上帝的力量也最终变成了奇迹。亚历山大以这个故事教育儿子，似乎在解说着虔诚和奇迹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又在这里设置了另一种可能：“有时候，我曾想，人们做同样的事，就像确定的仪式，但有些东西会变成另外的东西。”年轻僧侣每天拎水浇树，就是在做同样的事，这件事便成为了他“确定的仪式”，但是当亚历山大在转折的语气中说出了“另外的东西”，似乎在否定这种被确定成仪式的奇迹，或者在他看来，“另外的东西”比奇迹更为重要。

“另外的东西”到底是指什么？看到另外东西的意义，首先是对仪式的质疑。作为著名的记者、戏剧演员和文学评论家，亚历山大这一天正好迎来自己50岁的生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牺牲”的一天正好是他审视仪式虚无性的一天。除了亚历山大和儿子之外，家里还有妻子阿黛拉伊德、女儿玛尔塔、朋友维克多、邮递员奥托和仆人茱莉亚、玛丽娅等，他们在这一天中多次谈到了仪式。当亚历山大回到家中翻开杂志，里面是达芬奇的画作，他感慨了一句：“人们已经丧失了一切，连祈祷也不会了。”祈祷当然是仪式之一种，当丧失了祈祷，就丧失了仪式感，但是亚历山大在质疑仪式的时候为什么又要挽留仪式？奥托用自行车带来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一幅17世纪的欧洲地图，这是一张珍贵的地图，奥托就是将它送给亚历山大作为礼物的，“礼物象征着一种牺牲。”奥托如此解说这份礼物，当礼物成为一种仪式上的牺牲，17世纪的欧洲地图也取消了作为历史见证物的意义；亚历山大对于地图，说了一句：“世界像地图就好了。”言下之意，世界应该如地图一样不再发生变化，它被禁锢在历史之中，以此他说到了蟑螂，“一直围着盘子转的蟑螂，自以为是对着它前面的既定目标在爬。”盘子在转动，蟑螂在注目，真正转动的是盘子，而蟑螂以为自己在努力向前爬而使得盘子转动，蟑螂误读了世界的转动，亚历山大希望人不要像蟑螂一样，而不要像蟑螂一样，就会像禁锢在历史中的地图一样，而维克多却说：“蟑螂是一种礼仪。”又把仪式变成了“确定”的存在。

祈祷是仪式，礼物是牺牲，蟑螂是礼仪，在亚历山大50岁生日时，这一切组成了仪式的世界，他们都在“确定”的世界里丧失了可能性，而亚历山大给儿子说起僧侣的故事，分明是在寻找“另外的事”，在仪式不断出现时，“另外的事”也开始凸显出来。对仪式这一确定的事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对上帝逻各斯的质疑，而对上帝的质疑必将会产生对人本身的思考，亚历山大在遇见奥托的时候，谈起了尼采《永恒回归》中的“白痴”，“我们在那里生活，忍受痛苦是因为我们有希望，等待着什么又让我们失望，死亡复活，忘掉过去一切又将重新开始。”这个“白痴”的意义就是打破旧秩序创造新世界，奥托显然对这个“白痴”的到来给予了某种信心，但是对于亚历山大而言，不相信上帝的仪式能产生奇迹，也不相信人的创造能改变世界，甚至他对人类的所为创造历史充满了否定：“人总是疲于奔命，防范着别人，防范着他周围的大自然。他总是强迫大自然，由此导致了一种建立在暴力、强权、恐惧和依附之上的文明。所有被人们称为技术进步的东西一向只用于生产一种标准的起居设备和发明武器以保卫权力。人们象野蛮人那样生活，使用显微镜可以象用捣锤那样……”

他否定人的创造性，是因为这种创造所建立的世界是对自然的破坏，是暴力和强权下的文明，“人把一切变成了武器。”这就是现代的症结，所以在和儿子一起回家穿过树林的时候，亚历山大对他说：“这里这么和谐，这么宁静，这里的房子是我们自己建造的。”亚历山大也是建造者，但是他建造的世界是宁静的、和谐的，而这正是他对被现代社会破坏的自然的怀念——以前他和妻子阿黛拉伊德就经常来到这里，甚至不带地图和汽油来树林中，去河里划船，如果遇到下雨，他们会选择步行，当雨过后，太阳又会出来，“那时，我们幸福地生活着。”这是不用地图可以抵达和返回的世界，这是不用汽油等物品也可以回家的时代，这是幸福而美好的回忆。也正因为亚历山大内心有着一个淳朴的怀旧梦，所以他毕生所追求的就是真实，当记者他追求真实，作为文学评论家他以真实为理想，而在舞台上他更是展现真实的情感，“我不喜欢角色中自我我骗，现在包含了太多的不快、可悲、女性和怯弱。”

当虔诚只剩下仪式，当人的创造破坏了自然，亚历山大所追寻的真实是不是也变成了异化和虚无？亚历山大50岁生日，这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日子，这是一个远离都市的乡村世界，一切都应该是和谐的，宁静的，但是呈现出来的却是诡异的，疯狂的，神经质的，甚至是让人恐惧的——而这便是对所谓宁静、和谐和真实的最大改写。阿黛拉伊德是最为奇异的存在，当亚历山大和儿子在树林里的时候，他和维克多坐着汽车到来，感觉她和维克多比亚历山大走得更近，阿黛拉伊德抱起儿子，说出了“我的儿子”，亚历山大又纠正她：“是我们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之后她又和维克多一起坐车离开，只留下亚历山大和儿子步行回家；在家里，阿黛拉伊德拿着花说亚历山大出名之后放弃了一切，亚历山大解释说自己“不能忍受它”，而阿黛拉伊德情绪开始激动，她反对亚历山大说戏剧中包含了女性的东西，认为亚历山大这样说完全是和她作对，“他吸引我就是他身上展现了戏剧魅力，现在他抛弃我了。”而当广播里播出核导弹发射的消息，并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时，阿黛拉伊德的情绪更激动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做点事情？”维克多给阿黛拉伊德打了一剂镇静剂，在片刻安静之后，她又开始大叫，“我爱着一个人却又嫁给了另一个人，这是为什么？我无时不在保护自己，人们却在欺骗我，他们说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时候她起身吻了一下维克多。

阿黛拉伊德的激动乃至不受控制的癫狂，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受害者，而她的表现多少也是一种虚伪，这是对真实的背叛：她和维克多，维克多和玛尔塔之间总有些隐藏的东西。而亚历山大呢？他所说的真实是不是真的让他坦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消息播报出来，在他看来，这是人破坏世界的一种极端表现，在这样一种毁灭性的危机面前，他站出来成为了一名救赎者：“上帝，请你让我们免遭不幸，让孩子、妻子、维克多免遭死亡……”救赎而牺牲，就是让自己失去一切，包括言语的能力。但是这似乎是一场梦，一场自己跌倒而受伤的梦，但是当他爬起来，见到了玻璃门外的奥托，奥托告诉他必须去找玛利亚，“这是最后的机会，这是一个希望。这是神圣的事，她有这个权利。”奥托让她却找玛利亚，因为玛利亚诗歌巫婆，这似乎陷入了某种悖反：一个巫婆如何能做出神圣的事？

亚历山大骑上了奥托的那辆自行车，躲开了家人从事着神圣的事，却在半路掉进了水坑，在起身想要放弃时他却决定继续，于是他敲响了玛利亚的门，玛利亚的巫婆身份的确开始了这一件神圣之事：门口走过一群羊，玛利亚让亚历山大洗干净了手，在钟敲响三点的时候玛利亚听到亚历山大对自己说：“爱我，救我，救救我们大家。”那时的亚历山大拿着从维克多包里取出的枪对准自己，玛利亚让他免除了了自杀式的牺牲，“我知道她是一个残酷的女人，她欺负你了？”玛利亚脱去了自己的衣服，然后安慰亚历山大，并让他和自己同床——在那张漂浮在空中的床上，亚历山大和玛利亚完成了救赎。但那依旧是一个梦，梦中出现了街上奔跑的人，出现了汽车，出现了倒影中的楼，在一声声“不”的喊叫声中，亚历山大才从梦中醒来。

奥托作为向导，玛利亚作为救赎者，在亚历山大的世界里完成的这一幕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梦无法实现，就是在于亚历山大自己也偏离了真实，阿黛拉伊德在他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残酷的女人，就像一场演出，戏剧角色中包含了“女性”，它是不快，是可悲，是怯弱，而亚历山大自己呢？关于日本，关于日本音乐，关于儿子前世是个日本人的种种，似乎都在传递着一种现实之外的存在，它是隐秘的，它构筑了亚历山大对于真实的背叛。而真正让亚历山大无法走出困境的，却是言说，他指责强权和暴力，指责人变成了一种武器，就是指责言说，“所有人都在夸夸其谈，我们应该停止高谈阔论去做点什么。”这是他为人类指明的一条道路，但是他自己却陷在了夸夸其谈的虚妄之中。

从树旁对儿子说起僧侣和门徒浇水的故事，亚历山大一直在儿子面前喃喃自语，他在树林中迷路了，他便说：“人类已经误入了歧途。”维克多和他打招呼时，他还在和儿子说：“人一旦认识了自己，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害怕，他什么都怕，动物，雷雨和黑暗。”两个人步行的时候，他又说：“别怕，死亡是不存在的，对死亡恐惧是很吓人的。”他在言说，一直在言说，独自在言说，“太初有道，哎，你却默默无闻。”这里很明显，亚历山大把自己当初是言说者，是一个“父亲”，当他作为言说者站在沉默者的对立面时，这样的言说是不是变成了空无？当他说到人类把一切当成了武器时才意识到是在自言自语，“为什么我在说话？废话！废话！”言说变成了废话，这是亚历山大对自我言说的否定，对自我神话的消解。但是亚历山大在回到房子里之后，当他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中要成为牺牲者，无疑也是高高在上的一种言说，而这样的言说就一种不真实，它制造了假象，它也破坏了自然，就像奥托收集的那些“无法解释却真实的事件”，就像玛利亚给他讲述被修剪的花园的故事一样，一个母亲只认得18岁但已经死去的儿子，一座花园永远失去了最自然的魅力，一切的罪责都在于不真实的言说，都在于不尊重自我的创造，都在于奇迹的异化。

亚历山大祈求将他作为牺牲者的上帝没有出现，当他最终点燃了房子，让一场大火毁灭了一切，是让家置于一场火刑中，上帝不是审判者，自己才是；上帝没有在仪式中让自己牺牲，自我牺牲才是唯一的路：房子变成了灰烬，家不复存在，而亚历山大也失去了言说的可能：他被救护车拉走，从此变成了纵火的精神病患者——一种新旧的交替出现，父亲之于儿子，疾病之于康复，牺牲之于奇迹，经文之于现实，以及沉默的言说之于“太初有道”。

老塔居然拍了个反战/反思现代文明片，也许和他晚年有关，人晚年总会想到更多，老塔心怀世界。

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杀戮与罪恶上的一栋房子，战争的阴魂不会散去，世世代代世界都是这样丑陋，现在只会比以前更加糟糕，文明的血腥原形毕露只需要等待，那时候人们就像微型房屋里的人一样束手无策——也许只有奇迹才能救世界，或者把世界的罪恶烧掉，虽然成为一棵枯树一般，也就是日本文化的所谓回归自然，去掉人那画蛇添足的改造。虽然是枯树，但只要有天真的小男孩去浇灌，也会开满鲜花。没有牺牲就没有获得。老塔说充满希望与信心，这固然不错，但是是对未来，在我看来还是充满了对当今世界的悲观。

那些超现实的战后画面很震撼，尤其是永恒的冬天，因为核战世界气温下降和人们在废墟中出逃，但是背景却用无比的寂静衬托恐慌的画面，各种塔可夫斯基长镜头达到的巅峰。主角变成巨人看到自己房子无比地小的幻觉，正如我们的世界在核战、超级大国面前是多么脆弱渺小。老塔对自然无言的描写依然那么美，把潜行者、飞向太空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满分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