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下文简称《无罪谋杀》）从一开篇就布下迷局。

时间是2001年，地点是德国某星级酒店，事件是一起残酷的谋杀案。意大利裔的德国移民科林尼，是一家著名汽车公司的退休人员，他伪装成记者，进入酒店套房内枪杀了著名企业家汉斯·迈耶，并将尸身头部踩踏至模糊。事发后，科林尼自首，却始终对杀人动机保持缄默。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海报

这起杀人案令时人困惑。因为科林尼与汉斯似乎没有什么交集或纠纷，并且，现实生活中科林尼与汉斯的评价都不错。认识科林尼的人，说他品行端正、默默无闻，而汉斯功成名就、乐善好施。

科林尼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无罪谋杀》抛出这个巨大的悬念，牢牢将观众裹挟其中。

科林尼

随着三个月前才取得律师执照的年轻律师卡斯帕·莱宁，成为科林尼的辩护人，观众才跟随他的视角，一点点抽丝剥茧靠近真相。

律师卡斯帕·莱宁

卡斯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他与死者汉斯是忘年交。身为土耳其裔，他小时候遭受诸多歧视，幸好有汉斯慷慨友善的资助，他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并成为律师。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并且，汉斯的孙女乔安娜是他的初恋。而今他却要为一个行刑式枪杀汉斯的人辩护。情感的天平倾向汉斯，但律师的职业操守，让他必须站在科林尼这一边。

另一方面，科林尼一心求死地保持沉默，让他想要替科林尼辩护也无计可施。与此同时，代表迈耶家族的原告律师马丁格是鼎鼎大名的大律师，也曾给卡斯帕上过课。卡斯帕想要赢过马丁格，几乎不可能。

这场判决看起来，卡斯帕几乎是必输了。《无罪谋杀》的第一个小时，就像进入一条漫长的且没有亮光的隧道，低沉、压抑、紧张。

但隧道终有尽头，从一把有着历史跨度的P38手枪——这是纳粹德国军队使用过的手枪，卡斯帕找到突破口，调查开始柳暗花明。

P38手枪

原来汉斯的身份曾是一名纳粹军官。1944年，意大利游击队在科林尼的故乡——蒙特卡提尼的一家咖啡馆引爆一枚炸弹，造成两名德国士兵死亡，纳粹军队未能找出游击队员。彼时在当地执勤的党卫军少校汉斯，指使手下射杀了二十名平民男子作为报复，也即，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杀十个平民。这其中就包括科林尼的父亲，他亲眼目睹父亲被纳粹分子射杀。

年轻时的汉斯

从这里开始，《无罪谋杀》就与一般的悬疑片区别开来，它有着更高的立意，进入对法律、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层面。

在纳粹覆灭后，很多国家的军事法庭开始对犯下滔天罪孽的刽子手进行审判。1960年代，科林尼也曾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汉斯，但无功而返。因为1968年，德国通过了一项叫做《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法律，其中规定，任何帮助犯只要不具备成为正犯所须具备的特质，对他们只按杀人罪而不按照谋杀罪处理。而普通杀人罪是有20年的诉讼时效。这就意味着，1968年之后，几乎所有前纳粹军人都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免于法律的处罚。他们可以像汉斯一样，摇身一变过上新生活，甚至成为社会名流，享受荣誉和爱戴。

法律途径被堵死，科林尼采取私人救济式的复仇。这虽然并不值得提倡，但电影也一再经由人物之口提出有力的诘问：法律一定是对的吗？法律有没有可能是恶法？

马丁格为汉斯做辩护称，战争中报复杀害是很常见的，甚至国际法也允许战争极端情况下的杀人，前提是不杀害女人儿童、不以残暴手段杀人、处决前不可凌虐等。但汉斯拿十命换一命的做法，俨然也超过边界。

《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非但没有追溯汉斯等人的罪行，反倒给了他们逃之夭夭的法律庇佑。

法律代表的是最基础的公正，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体权益的工具，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如果对待法律的态度是随意性的，那么社会秩序会崩塌，弱者也无公平可言。但人们都默认的一个前提是：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法律代表的是正义。可法律是人制订出来的，人会出错，法律也可能会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法律会成为“恶法”。当“恶法”伤人了，我们还要恪守“恶法”吗？

庭审中关于“法律”的辩论

《无罪谋杀》以科林尼的自尽告终，它给出的是开放性答案，实际上也是将问题抛给每一个人。究竟是“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该如何避免“恶法”的产生和给人带来的伤害？

不同于日本对战争罪恶的掩盖和无视，德国是善于反思的国度，德国有大量影视剧直面这个国家错误的过去、错误的历史。对纳粹的时时反思是如此，对《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反思也是如此。而电影最终抵达的，是对人性的反思。

汉斯是天生的刽子手吗？显然不是。当他脱掉军服、抹除污点开始新生活时，也许是出于天性使然，也许是出于赎罪的心理需求，他成了众人眼中慷慨友善的好人，也帮助过很多人。可能纳粹军队里的不少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时，他们也是好人，可他们穿上军装时，当他们成为战争中的一颗螺丝钉时，他们可能就被“平庸之恶”吞噬了。他们按照指令行动，但这个行动可能是反人类、反人性的，他们只负责执行，而没有一点点迟疑，或者提出反对。

在面对强大的体制或身处极端情境，该如何保留脆弱的人性？人该如何避免沦为工具？这是《无罪谋杀》留给每个观众的强有力的质问。

《无罪谋杀》值得一看。它有优秀悬疑片的审美范式，同时有着厚重的人文内涵。在日本仍不愿意直面二战罪行的背景下，这部电影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

在飞机上看到一半：男主可能在查案上和事业上是个非常靠谱的人，但情感上靠不住。等我看完：这部根本不是想讨论感情喂！1，老律师明显体现了幽默，人格魅力和游刃有余带来的体感上的更容易博得好感，是把精通人性的，善于利用人性的律师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2.男主是为了真相而不那么重所谓的情爱的人，但其实男主价值排序里是有很多关于其他的感情因素在的，但男主明显是不会让情感影响自己判断的人。3.女主，看似只是旧情复燃，究其动机还是试探的意味更多，算是自以为能掌握敌情，但本质上还是让情感占上风。4.男女主的互动还挺明显的表达出你以为的日常和真正上心的区别，男女关系中仍旧需要有理智分清所谓的真心和目的。人际中还是需要清醒。5.男主最后寻找的是卖披萨的研究生小姐姐和他关系很不好的父亲来帮忙，这个配置其实还挺妙，律师行业的特殊性和真正能帮到你的人究竟是谁，可能很多时候你能真正信任的人不是那些能一起快乐玩耍的人。人性就是很妙。6.人性是复杂的，无论是死者的前后反差，还是老律师的行为，甚至女主最后伸出的手，以及被告的自杀。7.老律师最开始对男主的接近可以算是肆无忌惮的对新手的藐视和习惯性的自信，但最后的改口既能说是保全口碑，也能说是良心发现。8.男主的新手设定，这个设定很神奇的点在于，新手思考角度的非常规化，和对案件的不麻木，甚至对于行业潜规则的漠视，毕竟这个案件得罪了很多业内人士。新手的热血和对正义的坚持吧。9.男主最后推开女主的手，算是在做自己的事情里尽力找到自己的信仰，然后不断认定正确和值得的过程。有自己信仰并能坚持且有能力的人真的后半程非常高光！10.世界本来就不公平，所以当正义得到彰显才更显得可贵。最后那一幕，男主看到被告的小时候和他的父亲真的泪奔。11.看到感触很深的弹幕：人都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活的。战争里没有赢家。一次不正义的判决堪比数次犯罪。

人们常说时间能抚平所有的创伤，但有些伤痛是时间无法掩埋的，不管过了多久，掀开后仍是血淋淋的疤痕，一如它刚被划上去那样新鲜，那样痛楚。一个在奔驰汽车厂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的老蓝领，在六十七岁的风烛残年，却摇身一变成为杀人犯，明明可以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是什么让他走上不归路？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开场就是一段压抑的镜头:幽深狭长的走廊里，昏黄的灯光，暗红色的地毯，都充斥着不详的气氛。随着脚步视角转换，门内的总统套房豁然开朗，隔着落地窗可以鸟瞰整座城市，但这短暂的明亮只是落日前的最后一抹余晖，接着是阴沉的黑暗。一个老人，杀了另一个更老的老人，富丽堂皇的地毯上，血液和骨肉粘在行凶者的皮鞋上，而他茫然而踉跄，寻觅的姿态像是拍打着翅膀要回到鸟巢的雏鸟。血脚印在米色地砖上触目惊心，他疲倦地坐在黑色沙发上，:“他死了，在总统套房……。”他低声说道，仿佛是要点一杯提神的咖啡，如果不看他脸颊溅上的血迹，谁也想不到他刚杀了一个人。

电影以悬念开场，色调压抑而暗沉，科林尼说了这句话后，就不再开口。镜头从黄绿色的法庭滑到黑色色调的审讯室，从米白色的法院大厅到深绿色调的验尸房，再到黄绿色夹杂蓝色灯光的拳击馆，就连咖啡厅也是惨淡的黄绿色，不见一点明亮的暖色。等到莱宁和马丁格一边散步一边商量尽早结束庭审时，背景是葱郁的绿树，这娇嫩的绿也是狡猾的背叛的绿。

科林尼无动于衷的沉默给莱宁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他第一件走到庭审的案子，就算不以此扬名，也要有个正常的圆满结局，而不是他自己上蹿下跳面对着冷硬如顽石的当事人。一个男孩偷了面包，这当然是偷窃，但如果他告诉你，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那他就会得到你的同情。莱宁苦口婆心地劝说。科林尼的人中拉得长长的，板着脸如同雕塑。莱宁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对自己的判决结果毫不关心，对生死毫不关心，他事后摆着一副仿佛灵魂已经不在的姿态，到底是为什么要杀迈耶？直到莱宁在焦躁中无意说到自己的父亲，科林尼才第一次开口:你该去看看你的父亲。莱宁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他脑海里叮的一声，那个严丝合缝的盒子的锁扣响动了，虽然他还没抓住钥匙，但他知道，自己要的东西就在这个盒子里。

电影采用多线叙事，现实线和过去线互相交错，莱宁线和科林尼线互为辉映，跳转上做的很细致，不会让人看不懂，但情绪连接的恰到好处。莱宁遇到压力，就会跑到拳击馆打拳，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他的融入并不容易，是迈耶收留了他，给了他缺失的父爱，给了他向上的机会，他和迈耶家的孩子青梅竹马长大，大学毕业收到的礼物是一辆奔驰经典款汽车。这是他的恩人，也是家人，而他现在却为杀他的凶手辩护。他坚守了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却过不了自己的感情，他一次一次跑到大宅，时间和探监频率重和，他投入约乔安娜的怀抱，是想得到的理解和安慰。他害怕被当成忘恩负义之人，可他偏偏就成了乔安娜嘴里忘恩负义的人。他享受了迈耶家族的馈赠，才能成为律师，跻身上流阶层，他的好朋友，是迈耶家族的孙子，他青梅竹马的初恋，是迈耶家族的孙女，在莱宁的前半生，迈耶家族是如此醒目而膨胀的存在，对他的影响甚至比他父母还大。可是，为了真相，他还是一步步走到了迈耶家族的对立面，甚至不惜让恩人的体面消失殆尽。他的挣扎，和科林尼的挣扎一样艰难。

在影片前半截的铺垫下，谜团一步步解开。科林尼一直不开口，不甘心第一次庭审案件以消极到荒诞的形式结束，莱宁想到调查科林尼。他来到意大利小城，这里的人个个都认识科林宁，个个看起来都和他关系不错，这让他更疑惑了——是什么让一个好人突然变成了杀人犯？在浩瀚如海的卷宗里，莱宁一点点把科林尼的过往拼凑起来，如同他在小城里看到的那样，科林尼就是个普通人，没有污点和犯罪记录，但他却有个不寻常的童年。二战时期，迈耶曾在党卫军服役，这座意大利小城当时被德军占领，他就是军队里的指挥官。不甘心受纳粹压迫的意大利地下党选择了反抗，杀死了两名德国士兵，迈耶为了惩罚和震慑民众，提出以十抵一，用十个意大利平民的性命来抵消一个德国人的死亡。广场上，年幼的科林尼被迈耶抓住，眼睁睁看着自己父亲被枪决。二十个被枪决的人里面，只有他父亲不是被随意挑选的，父亲被挑出来，只是因为他。再没有一种邪恶比这暴行更邪恶，它摧毁了信念，摧毁了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的人生。以后那漫长的六十多年中，科林尼每次想起父亲，都会怨恨自己。

迈耶可以从战争中抽身离开，摇身变成知名企业家，获得荣誉，被岁月洗礼成一个慈眉善目的‘好人’。而科林尼呢，他却永远留在战争里，再也走不出来。他在痛苦中一日日被噬咬，却得不到解药，没人为此负责，似乎战争的结束就给战争里的事情画上了句号，没人愿意旧事重提，法律没有做到，等他的亲人去世后，花甲之年的他选择了私刑。‘你要学会勇敢。’他在迈耶耳边说出这句六十多年前他对他说的话时，迈耶认出了他，跪着做出一个双手合十的手势，那是迟到的忏悔。父亲挨了三枪，他还了三枪，父亲头上的靴子，他原样还给了迈耶，就在真相大白后的第二天，完成复仇的科林尼选择了自杀。他完成了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责任，他解除了最大的心病，执念已消，目标已了，心无牵挂的他选择离开这个让他痛苦的世界。

半个世纪前的仇怨，还是在非常规的战争状态里发生的，值得一个人搭上一生吗？科林尼没有结婚，没有子嗣，一个人默默生活几十年，在大仇得报后立即死去，他这一生，值得吗？为什么不能忘记？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生很多的孩子，也是报答父亲的一种方式，为什么他选择了最极端的那一种？如果让科林尼开口，他肯定会说值得。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我们的感情不会遗忘。遗忘就代表放弃，放弃是一种原谅，既然都原谅了，那错误就不再是错误。如果人人都这样，世界只会在退缩和妥协中归于混沌的无序，那决不是我们想要的世界。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在生活之上，应该还有个更崇高的意义，这个意义，是莱宁众叛亲离也要捍卫的真理，是老油条马丁格教授在证人席上的垂首认错。人活着的尊严，生活的目标，朴素的道德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捍卫的东西，脱离了意义的苟活，和不知道冬天的夏虫，不知道刀俎在侧的家畜又有什么分别，如果人生只追求混沌地活在‘此刻’，多活一天赚一天，那人类绝不会走到今天，也许今天还蹲在非洲的树上吃水果也说不定。人的智性让我们毕生都在追求各种真相，人的情感让我们追求正义和公平，而这恰恰是人类社会中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

影片结尾时，坐在小城咖啡馆的莱宁把滚到脚边的皮球抛向坡道，镜头随着皮球在石板路上拉近，穿着红色毛衣的年幼科林尼捡起球，和父亲并肩缓缓走出镜头。这幕是整个影片中最美最温暖的一幕，而红色毛衣，也让我想起《辛德勒的名单》里的红衣小女孩，导演未尽的言语都蕴含在镜头下色调之中了吧。

2001年。菜鸟律师莱恩（30岁），给一起凶杀案的嫌犯担任辩护律师。而死者迈耶（84岁）居然是自己炮友姐姐的爷爷——一位德高望重、荣誉等身的大企业家——当然也是自己的金主爸爸，不，金主爷爷。

在英国的炮友姐姐——丢下丈夫——只身回国，继承家业。为了让凶手得到惩罚，炮友姐姐主动找莱恩打了一炮——嗯，莱恩还是乖乖仔，很听话哈。

而莱恩为了取证，也主动找炮友姐姐打了一炮——如愿以偿，找到了证据。

莱恩找到了杀人动机归来，打算在法庭上放上一大炮。而这一炮，会让死者迈耶（84岁）身败名裂，也会让炮友姐姐的企业声誉受损。于是，炮友姐姐为了阻止莱恩在法庭上放炮，故伎重演，又来约炮——打算一炮泯恩仇。

结果，莱恩不干了——他要在法庭上放大炮，不能跟炮友姐姐放小炮——俩人炮没打成，不欢而散。

最后，莱恩终于在法庭上放炮了——他说出了杀人动机：

爷爷迈耶原来是个纳粹战犯。1944年，迈耶（27岁）残忍地杀死了嫌犯科林尼（时10岁）的粑粑。

1968年，科林尼（时34岁）诉诸法律，但法庭宣判迈耶（时51岁）无罪。2001年，科林尼（67岁）只好自己动手为父报仇了。

科林尼到底有罪没罪？法庭到底怎么判决呢？这个问题很困惑哈！

最后，法庭宣布：案件终止。因为嫌犯科林尼在监狱里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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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结尾也算完美了哈。不过电影后面又放了一段，我觉得算是多余的了。不再赘述。

总体感觉：

一、复仇故事很多。但以二战纳粹战犯作为报复对象的不多。

二、其实这不能算是一部悬疑片，或者法庭论战篇。其实应该算是一部反战的伦理片。

三、里面的很多人物比较多余。

①莱恩的爸爸，完全没有必要出现——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通过父子情，让科林尼开口；但即使没有这个爸爸的角色，也不影响故事展开。

②炮友姐姐的死去的弟弟，也可以删除——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莱恩跟迈恩和炮友姐姐相见——但为啥不能是迈耶直接带着炮友姐姐相见呢 ？完全可以啊？

③那个外卖妹子，似乎存在就是为了给莱恩当翻译（炮友是不是不晓得，反正影片里没展现）——其实完全可以设定莱恩懂意大利语就可以啦。

④其实，炮友姐姐都可以不需要的，删除其实对影片要反应的主题一点都不影响的啦。

当然，如果把这些人物都去掉，可能就不能称之为一部电影了哈。。

我觉得，电影算是中规中矩吧。我给本来给三星的。结果发现，影评里没有一星的。所以，这里给个一星看看哈。

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纽伦堡审判中的 （从左向右）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

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费迪南德的祖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

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

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揭露了纳粹“第二罪恶”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拒绝把写作动机归因于他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