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

观于20201021am1030

初听《城市梦》，是影片来成都做宣传，邀请了当地城管部门和市民一同观看。

看着海报，觉得比较乡土气，带着一点偏见预判风格可能比较尴尬。

但是看过的朋友说，出乎意料的不错，有看头。当时拍片较少， 一来二去也没得看。

最后在每周的公益电影播放中，等到该片，确实值得一看。

感叹于王老爹的韧劲与“好斗”，城管的斗智斗勇。违法事实如何认定，必须准确测量摊位面积，在这个较量中，双方的来回博弈，剪辑得很有节奏。

片尾大家应该都松了口气，王老爹一家留在了武汉。为武汉点赞。

武汉人陈为军拍摄了一部武汉街头的故事。2014年拍的，现在上映已经2020年了。

6年里，故事中人经历生老病死，陈为军也被查出肝癌晚期。一部纪录片历经艰辛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他却在视频里说：“我们就在此别过，再见了，观众朋友。”

还没怎么了解这位导演，就要抱着看一部告别作的心态，不管怎样都十分沉重。比陈为军创作生命更沉重的，还有故事发生的城市——武汉，6年后何止一点街头的变化与热闹。千千万万的生关死劫，都汇聚在2020年。

不过，《城市梦》并没有如它的题材、它的背景发生地、它现在上映的年份这样灾难深重。当我们以为城管执法治理流动摊贩就是像社会新闻那样的黑色故事时，陈为军却别出心裁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甚至有点幽默，有点调皮，有点可爱。一个十分drama的主角老头串起了整个故事，如果你想轻松看完这个故事，大可一笑了之，因为以它的结局来看，是个出乎意料的喜剧；然而如果你愿意再多回味一点，重新看一看预告片和导演说的话，那些让你笑的地方，最后都会让你流泪。

王天成显然是这部片子的主角。

说是一部纪录片，可这位70多岁的河南老头简直具备演员的天赋，有时你甚至难辨真假——这到底是演的，还是真的？

就连他的儿子王兆阳偶尔也不无讽刺的说：“你这是演给谁看？”既觉得老头耍无赖博同情的技能已经过火了，又无奈的理解他，不这样他们一家就无法活下去。

这一家人，老弱病残，在王天成的带领下，从河南农村来到武汉，已打拼14年。他们以鲁磨路的一个报刊亭为据点，从卖报纸发展出卖皮带、卖衣服、卖杂货、卖水果种种，有自己多年的老主顾，也有周围眼馋的竞争者，但最让管理部门头疼的是，他们无证经营并占据公共道路太多面积，让入室经营的其他商户感到不公，也成了城管眼中的顽疾。

然而王天成自有生存之道。他有点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搞得定徒子徒孙，也拿得了定海神针。没人来打扰时，他就是花果山乐得逍遥的山大王。

他会做生意讨生活，是一个聪明又和气的杂货摊主。他会毫不吝啬的夸客人穿上衣服有多漂亮，用夸张的方法展示他的皮带有多好，还时不时给人实惠，对着路人、镜头毫不怯场表达自己的演说才能。他满头银发，叼着烟斗，随意调侃一句“斯大林也这样”，还有几分幽默。

正如孙悟空好玩在“大闹天宫”，王天成也好玩在大闹鲁磨路。每每我们觉得战斗的气息浓了，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城管要来执法时，王天成就像一只所有体毛都竖起来的公鸡。他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变成武器，怒发冲冠，怒目圆瞪，赤膊上阵。他可以不管不顾拍城管的脸，可以把西瓜摔得稀巴烂，可以追着城管跑上百米远，还可以把口水啐人一脸，随时往地上躺平。

他超强的表演欲给这个故事竖起了一个绝对“男主角”——只要镜头来了，他就有办法给自己加戏。鲁磨路没有这个银发战神，故事就不会那么好看。

不过就像所有精彩的英雄片，英雄如果没有软肋，自然失去魅力。如果孙悟空不被压在五指山下，不被套上紧箍咒，纵有天大的本领人们也不一定和他站在一边。观众把挑战权威的希望寄托在这位七旬老头身上，又在他战斗完的疲惫里看到他平凡普通的那一面，这位主角因此才具有魅力，而不仅仅是一个无赖摊贩，狡猾的生意主，更不是一个完美战神。

当夜幕降临时，老头卸下一身盔甲。他为身患癌症的老伴煎药，他安抚好小狗说“我儿子没伴，你去陪他”，他骄傲的谈起孙女的成绩，为她打算将来……你又感到他是那样一个温柔的人，身上除了铁骨铮铮，还有满身伤痕。

某时某刻他的倒地，像是装的，又像是自然流露的软弱。实际上我们快忘了他确实是一个老了的、病了的、艰难活着的穷人，他只是比一般人有更多斗志。

在无数路人眼里，老头也许只是一个狡黠与刁蛮并存的战斗者。儿子王兆阳却说，“老头就像老母鸡，我们就是小鸡，在他的羽翼下生活。”这简简单单一句话，充满了全部的理解与原谅。

如果说王老爹挑起了战斗主角的职责，让人看不到他的软弱；那么他的儿子，就是那个默默讲述苦难的人。他23岁就意外工伤失去右手，在这部纪录片里却很少流露怨天尤人的情绪，更多时候他保持微笑，细声慢气的和女儿聊着天，和老婆共同面对。

在王老爹身上，镜头表现的故事总是剑拔弩张的；但在他儿子王兆阳身上，镜头则像空气慢慢浸入他们的生活，让我们一点一点看到城市外来者真实的生存面貌。

在昏暗脏乱的家里，王兆阳没有表现出太多卑微怯懦。他们的贫穷困苦是显而易见的，上初中的女儿想吃一顿有肉的饭都难。可这个父亲并不那么经常说自己有多辛苦，有时还会和闺女轻松调侃几句，有时也颇为自豪的说，女儿从不让他们操心学习，话语中更多是在城市不输别人的骄傲。

让我触动落泪的几处，都来自王兆阳。他回乡和十几年没见的乡亲聊天，谈起自己右手残疾的遭遇，他没有仇恨，反而面带微笑，“那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他回到老宅，年久失修，房子已经不能住人了，他们也回不去了，王兆阳也笑着对镜头说，“这就是电影里的那种鬼屋。”

他也有丧气得说不出一句话的时候，躺在床上，以为困难再也顶不过去了，他的老婆却和他一样乐观坚强，耐心的劝慰他，回忆最早打拼的日子，“那天刮了多大的风，卖了300块钱在手上，咱俩回去高兴坏了。”

这些话都是笑着说的，却让我泪流不停。一家人简简单单的心愿无非一个，让女孩在武汉上完初中，顺利考上大学，她已经是新武汉人了，要在这里扎根。

如果说王天成在用硬碰硬的方式保护家人，王兆阳就是那个让人温暖舒服的，用软软的羽翼去呵护他们的人。女孩像被保护在安全的壳里，对家里面临的巨大困难似乎完全不知。当她提出想要一个智能手机时，父亲王兆阳也只是委婉的说，“想买一个好的，那要等一等哦。”

我想起生活中可以经常看见的焦虑父母的模样（也包括我自己），当我们不自觉把生活的重担往子女身上压时，以为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分担。可王兆阳没有那么做。他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残疾父亲，却已拥有太强能量。生活教会他独自扛下所有遗憾与伤痛，他可以为这个摊头孤独守夜，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残疾，可以鼓起勇气谈判，但他不会怨恨。

当一家人商量好今后打算，他用左手写下工整、流利的申请书——“我代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四个字已是千言万语。我想谈判的另一方，看到这样不卑不亢的文字，心中多少会有震动。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里，王兆阳是弱者，但他不轻易示弱。他和老婆都是活得有尊严的人，他们让我充满敬意。

其实《城市梦》拍到这里，已经尽到一个城市记录者的职责了。陈为军把镜头对准我们可能每天都会路过忽略的人，放大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柔软与坚韧，让某些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情绪显现出来，成了城市精神的具体注脚。

然而我佩服陈为军的是，他的镜头不止对准了这一家人，记录他们一家在城市艰辛打拼的同时，他还有另一组镜头，记录城市管理者的日常。在那组素材里，我们才更多的被颠覆了认知，慢慢也能从刻板的嘲讽、挖苦、仇恨中，多生出一点理解与宽容。

关于城管人员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从李队长口中说出的：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同情与无奈。

尽管这点无奈并不会改变王家是弱者的局面，城管终究是拥有权力的强势一方，再不济也可以用最无情的一面去解决问题，忽略每一家人实际面临的困难，只要把占道经营的摊点拆除即可——但当李队长说出自己也是弱者时，这份工作便比无情的法律法规、无情的办法多了一丝人情味。王家人是底层，他们是基层，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对立两面，而是都在困境中，都是弱者，需要理解与共同努力。

胖胖的胡队长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一代城管。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层工作者的耐心与沟通能力。片中他和王兆阳的性格有点像，像根柱子时刻保持微笑，任泼辣的王老爹打骂也不还手一下，每次冲突过后，他还能努力的再与王老爹的妻子、儿子沟通，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向领导汇报时，胡队长提到王老爹妻子李书香去看定制棚屋有点感动，他也被那份感动感动，想要说下去，却被领导打断了。领导告诉他工作重心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要他们服从管理。

这里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不过我们更能看到传统执法者和新一代处事方式的区别。也许在领导看来，任何解决方案不过是谈判策略的一个工具。但我仍抱着最大善意去理解胡队长带王家人去看新地方的初衷——如果不是希望他们一家人能好好在城市生活下去，他也不必费心去做这么多事，只要拆掉报亭，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

最后的温馨结局，恐怕出乎很多人意料。——它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城管执法故事的认知，也不知道现实中还可以有这样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

有人因此认为它肤浅，连同“伟光正”的名字来理解《城市梦》，说它就是一部城管宣传片。

我却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故事的结局是悲哀的，王家人流落街头，城管暴力执法，我们就能获得更多能量吗？它因此就更加深刻了吗？还是说这个拍摄过程、这件事本身的解决结果、最后这部片子能够上映，将城市管理问题阳光的放到公众眼前，就已经展示了一种能量？

不管“深刻”“肤浅”与否，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陈为军的视角让我觉得最为珍贵。我看到一个具有强大悲悯之心的创作者，试图以敏感、包容、善良的心去认真注视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人们眼中的强者、弱者，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是聪明的人、狡猾的人还是刁蛮的人、自私的人……他都向他们投以平等理解的目光，最终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们面对苦难的坚毅、团结与智慧。这比仅仅只是批判、讽刺更为可贵。

因此在《城市梦》里，外来者王天成的呼声，我们听到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我要治病！”本地人胡队长的呼声，我们也听到了——“武汉要发展！武汉要成为大城市！”

宏大的愿望，渺小的愿望，在武汉人陈为军看来，都是希望在这座城市好好活着的愿望。最后这部片子没有定名为《城管》或《我不是钉子户》，即不把他们看成对立两方。“城市梦”暗含对王家人和基层执法者的理解。因为在陈为军的眼中，他们都是武汉人，他们都热爱这座城市。

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博弈的过程尽管生猛辛辣，像极了武汉人的性格，最后的温情、乐观也有一种热气腾腾，是困难过后的希望与重生，也恰似武汉城市精神的另一面。

还记得王兆阳说的那句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吗？

“人家说什么是幸福，跟家里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

陈为军把最后一个镜头给了他们一家人吃饭的画面。

是的，他的城市梦，他想说的，都在片子里了。

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城管与摊贩的纪录片。故事发生在我非常熟悉的城市武汉。片中的主角一个是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城管中队，一个是摊贩王天成一家。鲁磨路按照城市发展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长期踞守在此路的摊贩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由此升级。如果撇开拍摄对象的实际身份来看，这是一个好看的剧情片：人物个性鲜明，矛盾一触即发，情节跌宕起伏，最后还有一个完美的结尾。但是一旦考虑到实际的拍摄对象，感受完全就不一样了，用百味杂陈来说不为过。因为这些对象是真实的，所以片中这些矛盾也是真实的，进而我们可以看到沉重的生活本身是如何一幕幕地在眼前展开。

看片子时，我时常在城管与摊贩两者之间游移。城管为了治理好这条街，碰到这样一个“钉子户”，软硬不吃，他们费尽了各种心思，想了各种办法，都不凑效，看到这里会觉得：“哦，他们的工作的确不容易，还要被摊贩扇耳光、吐唾沫。”而摊贩那边，一家人靠着摆摊艰难为生，好不容易在那里扎下根来，有了经常来光顾的熟客，每天也有了稳定的收入，这个时候你们城管天天来找事，让人不得安生，此时又忍不住同情他们，“唉，他们生活太不容易了。老父亲有心梗，老母亲有癌症，儿子一只手没有了，还有一个孙女要读书，全家人的生计全在于此。如此三番两次来驱赶他们，真的合适吗？”

我觉得纪录片的好处就在于此：它就站在中间的位置，给与矛盾双方均衡的展现，双方都有难处，都有对策。纪录片很好地展现了这个“博弈”的过程，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期间有进有退，有吵有闹，有打有骂，当然也有商有量，有劝有服……由此给与我们思索的空间和角度就丰富了起来。

片中的高潮部分是摊贩王天成一家与城管负责人胡队长之间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之前，城管的人趁着王天成不在时量了摊子的面积，王天成接到儿子王兆阳的电话立马赶了过来，他打电话给城管的胡队长，让他赶紧过来。

胡队长来后，希望王天成配合整治工作，王天成大喊道：“我不会配合的，我丝毫都不会配合你的。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他一边喊一边拍着胡队长的胸口。

胡队长也习惯了他这样的表达方式，只好忍耐地苦笑一下。

王天成质问道：“我在这里为什么要换路？我在这里碍什么事？”

胡队长解释道：“武汉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

王天成儿子的王兆阳对着镜头不解地问道：“我就是靠这个生存的，我没办法。我不影响任何人，我给这地方带来了便利带来了实惠。”

胡队长再次说：“那城市也要发展。”

这段对话背后的信息非常地丰富。城管这边的逻辑代表着背后官方的治理逻辑，城市发展需要美观的环境，店铺整洁，街面干净；而摊贩的逻辑是民间老百姓的生存逻辑，我只占用街道的一部分，不影响别人，还能大家带来了便利，为什么要为难我们？双方都有道理，都觉得委屈，都拼尽全力想要对方听进去自己的话。

片中城管的李队说了饶有意思的一句话，点出了他们双方对自己的定位：“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没得办法。”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句话说得中肯到位。胡队长反复提到“城市要发展”，这是一个宏观的愿景，但在具体的推动过程，涉及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小小的家庭，也就必然产生一个个细碎的冲突和矛盾。城管作为这个“发展”最前线的基层管理人员，他们每日都面对的就是这些“让人头疼”的人和事。我们在片中也看到了城管对摊贩如此“放刁”的无奈，他们下达的文件被摊贩当面撕碎，他们的工作人员被打伤，他们派“卧底”去监督也要偷偷摸摸，说是“工作的弱者”不为过。但是这种“弱”，片中有个人点出来了，“他们不是怕你，只是让着你。”这个“让”字，非常重要。城管背后是一整个管理机构，而你摊贩只是摊贩，看起来各种“放刁”，其实只是徒劳的挣扎，这才是真正的“弱者”，这才是真正的“没得办法”。

可哪怕是徒劳，也要挣扎，王天成就是这样的人。他七十多岁了，光着膀子，敢于冲撞城管，敢于呐喊出自己的愤怒，他撒泼，他打骂，他在地上翻滚，他冲到城管的办公室大声叫嚷……他拒绝沟通，也拒绝妥协，他一次又一次地拼了老命。正如他儿子王兆阳说的：“爸爸就像是一只老母鸡，护着我们这群小母鸡。要不是他，我们早就被揪走了。”但王天成也会说：“我快护不动你们了！”他也与家人怄气，因为家人想要妥协，想要退让，此时他极为固执、暴跳如雷。这样一个“弱者”，他终究抵挡不住滚滚发展潮流，可是他生命之强悍，让人敬佩。同时，王天成也有很“精明”的一面，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来看，王天成一家占地经营，的确是“不合法”的，城管希望他们能够入店经营，但王天成他知道一旦入店，相应的经营成本会高很多，利润也会随之大大减少，所以坚决不妥协，城管一来，他就闹，但他闹得有分寸，知道如何引起围观民众的同情又不至于太过线，知道如何用“扣帽子”的方式来“讨伐”城管。这些在外人看来“狡黠”的应对方式，背后其实是无奈，是不得已，是不如此就不能活的担忧。

他说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我是非常喜欢武汉的。我不会离开武汉的！”正如片名所说的“城市梦”，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但这个过程中，痛苦挣扎的滋味几个人能知？触动我的另外一个点，是跟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有关。身为湖北人，从小武汉在我们心目占有特殊的位置，这些年来这个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90年我第一次去所见的那个破败脏乱的“大县城”逐渐发展成现在的大都市模样，长足的发展自然是有目共睹的。我也有相当多的亲戚生活在武汉，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跟王天成一样摆地摊，有些人干苦力，有些人做批发，每个人都力求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片中王天成一家的遭遇，在我的亲人身上也同样发生过。他们也与王天成一家一样，再也回不到乡村来了。他们在生活上已经是武汉人了，可是在法律意义上，他们是异乡人。这种身份认同的落差，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引发的是诸多麻烦和痛楚。

片子快结束时，城管为了解决王天成一家人的实际困难，特地给他们准备好了一个定做的棚子，王天成一家也撤离了他们一直坚守的地方。看起来，这个事情得到了完满地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城管与摊贩的矛盾，往深处讲，城市管理与自主经营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这期间双方的博弈从未止歇，有些当然是像片中那样得到了解决，有些矛盾激化引发了暴力事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纪录片需要去回答的。它要做的就是把一个具体的例子呈现给我们看，尽可能客观地、多元地去展现。这一点，它做到了。

现实往往比戏剧更精彩，《城市梦》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这可能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笑的喜剧片，还是笑中带泪的那种。

观影过程中，影院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观众们的笑点大都集中在70多岁的王爹爹王天成身上。

故事发生在2014年，老家河南的他来武汉十四年了，为了养活一家子老弱病残，他以政府照顾残疾人给他经营的一个街边报刊亭为据点，一点点地将“家族生意”扩张成了集水果摊、服装摊、零碎日用品小摊为一体的，长6米、宽四米的占道经营托拉斯。

故事的所有矛盾冲突，就围绕着王家要保卫小摊来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和城管要清理违章占道经营的无照商贩的矛盾来展开。

王爹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城管斗智斗勇。

他嬉笑怒骂、出口成章的风采让多少读书人都自愧不如，我反复思考如果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哪个老戏骨能演出他的感觉，竟然无果。

也许黄渤再过20年能演出他身上那股劲儿来。

受过教育的他说话中气十足，片中又一次和城管冲突之后，转身就拆开几个水果箱，铺在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中间开始写他的状子，“我控诉！”

他自有一套严密的行为逻辑和处世哲学，喊出的口号和模仿斯大林叼烟斗的样子带着浓重的那个年代的气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看来是深受毛时代的影响，而认为“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种想法，又显然继承了自古以来的民间传统思想。

所以他时而对着城管队长下跪求情，时而背诵宪法捍卫自己经营的合法性，时而撒泼追打城管队员、对他们吐口水……

时而又躺倒在地控诉城管欺负他们一家子：“他们城管欺负我是个脑梗，我老伴儿是个癌症，我儿子是个残疾！我儿子为改革开放没了右手！”

就像有钱人无论东西方的神佛都一样拜，王爹爹那套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价值观念也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至上，你很难说他信仰什么，你能肯定的，是他善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着他在长久的底层生活中，锻炼出的独特的生活智慧。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王爹爹是个天生的演员——他天生知道怎么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无论是鲁磨路上的路人，还是影院里的观众，都被他的活力给震住了。

看过陈为军导演上一部作品《生门》的观众，应该都对那种冷峻、真实到让女性感到恐惧的风格记忆犹新，所以冷不丁看到《城市梦》这种带点底层生活喜剧的风格，还挺令人感到意外的。

不变的，是陈为军导演镜头下那些发生在武汉的人和事，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

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但让人感到非常熟悉，他们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看到的、却往往没有真的去“看”的那些人。

观影之前看到剧情简介，脑补出的“钉子户”和“城管”的对抗，自然是脸谱化，非黑即白的。

纪录片的妙处就在于此，它告诉你，真实的生活，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复杂。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更没有非黑即白的对与错，有的只是广阔而模糊的灰色地带。

陈为军导演在影片开场之前的VCR里就说，他不想对影片中的人物做任何评价，他想说的一切，都用客观中立的镜头记录下来了，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三观，做出只属于自己的判断。

真实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王爹爹一家，保护水果摊的时候像是不折不扣的刁民，回到家一家几口在漆黑油腻的出租房里吃饭、询问孙女王展萍学习成绩的时候，王爹爹颤颤巍巍地端着熬好的中药送去给老伴儿喝的时候，观众又会发现，他们只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舍得吃苦，愿意为了自己的“城市梦”自食其力，就像大城市里每一个在打拼的人一样。

儿子说起父亲的“不讲理”，无奈着带着一点点骄傲：“我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羽翼把我们一大家子人护在身下，我们就像是被老母鸡护着的小鸡，如果没有他，我们这十四年早就在武汉过不下去了，早就被鹰叼走了。”

而印象中强势蛮横的城管们，在气势十足的王爹爹面前，反倒像是十足的弱势群体，他们不止一个人被王爹爹打骂过，衣服被扯开了、胸脯上都是抓痕，他们从不反抗，“他（王爹爹）就是激我们动手，我们一动手就完了”。

△有个去调查的城管还是新人，被王爹爹打了，委屈地直掉泪。

所以片中出现了非常滑稽的一幕，城管们斗智斗勇好不容易偷偷地给王家的违章建筑测量了面积，“卧底”盯梢的队员发现王爹爹气冲冲地骑车走了，赶忙通知队里，队里留守的队员吓得跑去关大门，然后进入一级警备状态：“王爹爹可能要来啦！”

双方强弱颠倒，好一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

而《城市梦》这个片名，在双方的斗争中方显露出真意。

王家的“城市梦”是想要在这个大城市扎下根来，让家里的第三代好好上学成为城里人，王爹爹对着镜头说：“你别看我好像和城管闹的很不愉快似的，其实我特别喜欢武汉，我死都想死在武汉，不回去了。”

城管的“城市梦”，也是武汉的“城市梦”，近的是要争取“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让街道这些硬件设施整洁卫生，井井有条，而远的是要让更多像王家这样的外乡人，在武汉站住脚跟，实现他们的城市梦，这才是城市发展的软件。

而文明执法，也就成为了武汉想要实现“城市梦”所必须要做到的软件。

正是因为这点要求，城管手握权力，却更不能滥用。

城管执法队员李忠于大概是镜头里挨王老爷子打最多的人，他无奈地背对镜头说：“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城市梦》不是国家机器与平民百姓的对垒，更像是两类“弱者”在碰撞中研究如何共存的哲学，怎么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以前常说，底层社会是个互害性的社会，任何稍微有点权力或者力量的人，都把刀挥向更弱者。

一开始王家和城管的激烈冲突，也来自于双方互相的不信任和不了解，王爹爹觉得城管是因为没有收到“保护费”所以故意为难他们，城管是认为王家无证经营连房租成本都没有，应该每月收入颇丰，一直不舍得搬就是在“扮猪吃老虎”，用弱势群体的身份当挡箭牌。

城管队员们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帮王家找好了新的地点帮他们摆摊，他们就是不同意呢？他们难道不知道占道的违章建筑总有一天是要被拆除的吗？

王爹爹头一梗，执拗地说：“我们穷人想不了那么长远的事，我们过一天算一天。”

王爹爹拒绝城管给他们提出的一切建议，一来是因为他对公职人员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和怀疑论在作祟，二来是典型的穷人心态。

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提到，“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效果。”

书中的很多理论，在王家人身上都得到了印证，例如穷人往往会拒绝为预防性的药物付钱，往往会拖到病症加重，才花更多的钱去治病，王天成和老伴儿的病，都是拖延造成的。

还有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王爹爹坚决不肯搬，是因为他未经考证就认为其他地方都不如他现在占据的位置好，就算别的位置好，也需要花上半年时间去培养老客户，他不想未来如何，只考虑可能会有半年时间收入减少。

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而且拒绝改变。

但是王家的第二代想法已经有所不同，23岁就在工厂里因为冲压机失去一只右手的儿子王兆阳和儿媳，都意识到武汉要发展，他们是不可能不改变的。

话少的儿媳主意却很坚定：“如果我们真的摆不了摊了，我去广东打工也是一样的，我们萍萍以后一定要留在城市里生活，不要回老家去了。”

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未来，计划中的未来，女儿要争取考个好大学，然后找个门当户对踏实肯干的小伙儿结婚，“我们不想高攀有钱人，比我们有钱太多的女儿结婚了也不自在不幸福。”

城管队长年纪和王兆阳相仿，家里也有个女儿，谈到共同的话题，双方终于心平气和起来，双方的城市梦，终于有了交汇的方向。

在我看来，片中最后那个光明的尾巴，与其说是公权力的大获全胜，不如说是人性的胜利，脱下双方的社会属性，我们都是普通的、渴望美好生活的一个一个人，回到人的身份，我们才有了互相理解和体谅的可能。

只有所有人把人当人看，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真正的城市梦，才会有实现的可能。

2020年的开场方式着实有些特别，一场疫情“打”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而武汉，也由此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焦点。

别名“江城”的武汉，向来都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它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更是洋溢着时尚活力的现代化都市。哪怕你从来都不曾去过武汉，但对于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相信你一定早有了解。

在最近热播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彭坦带着重组的达达乐队“杀”了回来。“大家好，我们是二十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这样的回忆杀开场，让我们重新想起，其实武汉还是很多乐迷心目中的“朋克之城”。

当彭坦再次唱响那首曾经写给武汉的《南方》，难免让人眼眶湿润。“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听似温暖的《南方》，却勾起很多内心的无奈与心酸，尤其是那些在武汉漂泊过的人们。

纵观华语影史，关于武汉的电影更是不胜枚举。娄烨的《浮城谜事》、王竞的《万箭穿心》、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霍建起的《生活秀》等等。而正是武汉这座充斥着市井气息的城市，给予了导演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

常年致力于纪录片创作的陈为军导演，也同样跟武汉有着独特的缘分。这次，他在武汉街头发现了这样一个人生故事：从河南农村来武汉讨生活的王天成一家，已然在这座城市漂泊了十四年，靠摆地摊为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这便是即将于8月28日上映的、陈为军导演的新作《城市梦》。这部全新出炉的纪录片，以极近生猛的方式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管”问题。

何为城市梦？背井离乡的人们或许最有体会。离开了资源贫瘠的家乡，远赴拥有更多生存机会的大城市打拼。用一句经典的话说，大城市容不下身体，小城市容不下灵魂。

王天成一家人的出走，更多是为了讨生活。主人公王天成是位70岁的脑中风患者，妻子则身患癌症晚期，儿子又是没有右手的残疾人。而他们在这里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想让孙女萍萍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未来过上更好的人生。

然而，随着全国各地开展文明城市评比，市容市貌与地摊经济之间便激发出重重的矛盾。对于这样一个能力有限的特殊家庭而言，街头摆地摊无疑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存在却难免“脏”了街道，影响到市容市貌。而肩负整顿任务的武汉城管，则誓要将“地摊经济”清理干净。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早些年，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往往甚嚣尘上，扔东西、砸车，甚至大打出手，这类负面新闻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城管和地摊商贩就像是“天敌”一般的存在。

而陈为军这部《城市梦》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它采用双线拍摄的方式，不仅将镜头对准了看似身为“弱者”的小贩，同时也照顾到了看似身为“强者”的城管视角。在小贩与城管两种视角的反复切换中，我们也得以慢慢拼凑出故事背后的“真相”。

或许，这便是《城市梦》带给我们的思考所在。无论小贩还是城管，他们皆为这部纪录片的重要主角，他们都各自拥有“说话”的权利。至于彼此孰是孰非，以及他们在镜头前究竟流露出多少真实，又潜藏着多少“表演”的成分，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最终找到自己的答案。

回溯现实生活，我们难免会对城管的不文明执法心怀痛恨，但当你穿行在因随意摆摊而脏乱不堪的街道上时，或许也会心存反感。当然，我们深知摆地摊的人就是为了生存，但将心比心之下，也会理解城管也有他们的职责所在。看似“天敌”的他们，其实各有各的难处。

纵观这场发生在武汉鲁磨路上的小贩与城管之战，极尽拼耐心、拼道理、拼人性之能事。而陈为军的摄影机则宛如一双眼睛，将我们牵引到风波中心，客观地审视着这场闹剧背后的些许真相，同时也见证着城市社会中的众生相。

影片中，王天成一家借由路边的旧电话亭，扩展出水果摊和生活用品摊，占据了很大一块面积。可以说，王天成就是这条街上的商贩钉子户。而该街道的所有商贩也都标比着他们家，当城管对其他家商贩进行整治罚款时，就会有人说，你先把王天成一家整治了，再来整治我。

这一时间，王天成的摊铺便成了不服城管的典型；若不能“拔除”他们一家，似乎难以服众。于是，城管便集中火力展开攻势。而作为这个家的保护伞，王天成老人也使尽浑身解数。用他儿子的话来说，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守护着孩子们。城管们一批一批地来，最终却都被王天成老人一批一批地给“打”了回去。

陈为军的镜头如此生猛地记录了双方彼此角力的整个过程。碰上来游说的执法人员，老人就统统都骂走；看到有人来丈量占地面积，老人就上去抢走尺子；若是被开了罚单，他拿过来就是一张张撕掉。王天成始终用自己的“狠”办法，保护着这个家庭的基本生存。

而城管这边，则就此成立了专案小组，甚至开大会讨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们开始上演无间道戏码，找专员偷偷记录王天成一家的日常成交流水，分析他们家的收入情况。他们还每天换人前来游说、拍照、录像。可见，陈为军镜头前的城管形象，彰显出一种与我们以往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样貌。正如制片人所言，或许这正是武汉城管试图打破固有偏见的方式。

而老人王天成则永远冲在前面，总是一副“动我摊位，就是毁我人生”的架势，与“敌人”展开斡旋。他运用“敌动我也动”的战术，撒泼、哭喊、动手，不允许城管执法人员靠近半步；甚至发出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的深切呐喊。

你说老人“倚老卖老”，但他确实是生活不易；你说城管不近人情，但这恰恰是他们的职责。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最终让双方都筋疲力尽，也终于迎来影片中最令人印象至深的“高潮戏”：城管组织了数十名人员，手持警棍和盾牌，将接近崩溃的王天成团团围住。

看到这一幕，相信很多观众的心都会被揪住。而这正是陈为军心目中的纪录片价值所在，也是他常年关注小人物如何在社会浪潮中得以生存的创作直觉。他以最真实、最直击的方式正视着这场似乎难以解决的冲突，并对冲突背后的“真相”孜孜以求。镜头中的那一刻，或许老人的张力变得更足了，又或许城管的气焰下降了几分，但唯独镜头下的困境却没有办法隐藏。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化解这场闹剧吗？在这场命运交织的“城市梦”中，有人寻求活路，有人苦于管理，有人耽于未来，他们的愿景其实都是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能够和谐共进。而大城市的兼容并包，也有幸在影片中得以展现。王天成一家最终搬进了一个正规的贩售点，武汉也终于成功拿到了“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

梦境分好梦，也分噩梦；生活有好事，也有坏事。影片《城市梦》所记录的，正是一场有好有坏的梦；而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同样有好有坏，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人生。

回看《城市梦》这个片名，我们或许才会恍然。这场“梦”所记录的，已然不仅仅只是王天成这样的外乡人的融入与挣扎，同时也是城市管理者在面对“疑难杂症”时的权衡利弊。而他们共同的信念，都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这个“梦”。

陈为军导演作为这场“梦”的见证者，则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让我们更加体悟到了“城市梦”之于这个时代的深层意义。倘若你曾看过陈为军导演以前的纪录片，相信你一定不会对此感到陌生。他总是用自己独特的眼光，记录着这个世界的反面，同时又努力守护着希望。

陈为军导演

比如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比如同样拍摄于湖北的关注教育问题的《出路》，再比如记录新生命诞生残酷现场的《生门》等等，都是记录着平凡人的不平凡的生活。而今年这部新作《城市梦》，也依然致力于将真实残酷的生活点滴记录在“案”，同时又为未来留下一线光亮。

2003《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7《请为我投票》

2017《生门》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老人王天成用余生所有的力量，为他们这个家撑起一片天，为的就是能让孙女有更好的未来。你说他无赖，你说他为老不尊，但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的看到呢？如果没有陈为军导演的这部纪录片，或许老人对抗“世界”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只可能淹没于一群键盘侠们无情的口水；但记录的力量正在于，他让生命有了尊严的火光。

回望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或许最能让人感受到希望所在的就是王天成的孙女萍萍。她乐观好学，成绩优异，也是老人内心深处真正的精神支柱。每当说起孙女的时候，老人的眼睛都会放光。而孙女的笑，也是这部纪录片里最美的瞬间；她让我们相信，这一场城市的梦终究会有最好的归宿，而萍萍也一定会最终美梦成真。

作者| 皮皮丘；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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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八佰》《信条》《花木兰》海报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海报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导演陈为军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纪录片《城市梦》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纪录片《城市梦》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纪录片《城市梦》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纪录片《城市梦》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纪录片《城市梦》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纪录片《城市梦》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纪录片《城市梦》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纪录片《城市梦》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纪录片《城市梦》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纪录片《城市梦》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纪录片《城市梦》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纪录片《城市梦》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纪录片《城市梦》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纪录片《城市梦》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纪录片《城市梦》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