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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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很抑郁，他梦见了马克萨斯群岛，就像杰克·伦敦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在对话，可是那本书是合着的，句子在里面，段落在里面，像杰克·伦敦小说一样的故事也在里面，而那个忧郁的他也一定在里面，那么真的在不被打开的时候去往了梦中的马克萨斯群岛。但是闭合的书本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为什么男人还在说话？一种打开的状态，是让“他”，让那个梦，让马克萨斯群岛，甚至让杰克·伦敦的小说又变成了一个文本，就像说完这句话之后，黑色的屏幕上打出的一行字幕：名单之后还有内容。

终于在一连串和影像相关的工作人员之后，打开的声音变成了内容：“马尔堡出发去打仗，不知道他何时归来！”不是一个男人的喃喃自语，也不是他和一个女人的对话，而是集体的口号，以一种陈旧、复古而又激昂的方式在影像的结尾回荡，仿佛一本书打开，在历史的深处，在虚构的深处，在语言的深处又继续呈现一种可能：他何时归来？归来或者不归来，都是关于时间的疑问，而这个疑问看起来是一个通向无限远的存在，但是却被一种摆放在那里的障碍所终结：战争。

打开的声音，打开的语言，终结即使新的开始，而回到题解，这便是一个“”再见语言的问题。标题是“ADIEU AU LANGAGE”，呈现在屏幕上的时候，一样是黑色的背景，一样是名单，也一样被打开：戈达尔把这个标题置换成两种形式，一种是“AH DIEUX”——单数的神，另一种是“OH LANGUAG”——哦，语言。“道与神同在”，语言即是神，戈达尔就是在恢复语言的逻各斯状态，但是当语言变成神，其意义是在寻找一种同一性，一声爆炸传来，是关于战争的注解，但是战争表达灾难的同时，却也成为一种如神的存在，戈达尔就是引用赫拉克利特的方式把看到了语言和战争的同一性，也就是语言和战争一样，建立了一种秩序，甚至如神一样创造了万物存在。

“我们会像发动战争一样维护和平。”这是一种吊诡，戈达尔其实在这样的吊诡逻辑中衍生出两种思路：战争摧毁了和平，这是罪恶的根源，但是在这种“反战”之外，则是战争的平等性，“国家必须为整个过社会负责”，甚至，国家也拿走了一切的恐怖主义。所以无论是1793年恐怖时期的新立法，还是1933年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其实都代表着一种旧秩序的终结，而现在的问题，其实是战争平等的合法化问题，也就是说，战争制造的灾害是有形的，它可能的平等则是虚幻的，就像战争之后的法律，“如果法律视自己有理，则是欺人。”

语言是不是也在这个意义上，跌入了无法解决的悖论中？两个孩子坐在地上玩骰子，投掷、落地，显示出上面的点，上帝不玩投骰子的游戏？这是一种逻各斯的必然性？但是天真的孩子却在游戏中变成了神，他们主宰了自己的世界，主宰了一切的机遇，即使随机，即使偶合，也是游戏的一部分，或者，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和语言，以及上帝，更像是一种面向自身、“视自己有理”的游戏，所以当这样一种逻辑成立，那么“再见语言”就会成为一个关于平等、关于自由的论题。

而其实，戈达尔从来没有试图以神学、哲学的目光来审视这个人类存在的问题，被打出的3D变成了被压在2D上面的一种惩罚性标志，摇晃的镜头变成了对于平稳世界的破坏，呓语般的各种引用、错乱的画面变成了对于影像的一次解构实验，而本来在镜头后面指挥的戈达尔却说：“我现在已经老了，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似乎一种失控的状态，正在把所谓的语言推向无法阐述的极端，而无法阐述的语言，既不是为了误读，也不是为了无语，而是在这种如战争的吊诡中发现那个“水底思想”。

一种实验，就是从那文本的《文学探索试验》开始的，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在戈达尔长大的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小城尼翁中，被摆放在桌子上，女人拿起一本，男人则看手机上的索尔仁尼琴头像，一种现实的场景里，交汇着文本的语言和技术的语言，但仅仅是一种工具的运用，当图书、手机、搜索、头像都变成语言的一种，索尔仁尼琴所书写的关于文学的探索实验意义何在？游戏之一种？对语言的解构，其实也是对于战争的一次建构：女人起先坐在凳子上，男人从远处过来，然后把女人从椅子上拽起来，并推搡着，一种暴力的实施，而当女人和男人离开镜头之外，一辆车从另一边开过来，然后想起了枪声，接着有人跑了过去，在镜头之外查看发生的事情。最后，另一边走过来另一个男人，他拿着报纸，走进椅子，然后看着女人坐过的椅子，作沉思状。

一个游戏？一种行为艺术？镜头之外和镜头之内，男人和女人，暴力和枪响，似乎都在用影像语言来解读这一切，而隐藏其中的线索更可以解读为：为什么没有反抗？“社会是否会把凶手看成是社会的反抗？”女人的声音这样说，声音提出疑问，似乎也需要用声音来提供答案：“他病了。”和语言一样，在反抗的意义上，凶手是社会秩序的受害者？但是当他们反抗而制造暴力甚至灾难、战争的时候，是不是也变成了实施者？所以又变成了一种悖论：无论如何，在一种缺无的状态中，语言无法解说语言，战争无法结束战争，当然，法律也无法维护自身。

这只不过是戈达尔的一个引子，在被打碎的影像世界里，在被解构的语言悖论中，他似乎想要寻找语言言说两种形式的真正意义：第一部分叫自然，第二部分叫隐喻，而且，在神学、哲学、社会学层面之上，加入了剧情：“一位已婚妇女和一位单身男人相遇。他们恋爱，争吵，流泪。一只在小镇与城市间游荡的狗。四季轮回，男人和女人再度相遇。”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间房子，戈达尔提供的剧情文本似乎天生为战争式语言安排了位置：首先，女人是已婚，在男人的口中说出过他的丈夫，“组织事件，但只是个体。”女人这样回答男人的问题，组织事件，是不是就像结尾喊出口号的人？女人说到了“金沙萨”，说到了刚果河湾，无疑也证明了一种战争的存在，但是“只是个体”，也就具有了某种偶然性，甚至是自由选择的权力。其次，两个人省略了结识和交往的过程，但是在此时此刻在一起的现在，他们却在争吵，这是不是另一场战争？女人说，四年了，我爱你，我离不开你。却在另一次说，你伤害了我，你性侵了我。

在阴暗、压抑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没有过多肢体的冲突，甚至他们会以交合的方式度过时光，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在个体层面上的战争就只剩下语言：不仅仅是两个人吵架的战争，更是不同观点的交锋，甚至是两个人如何相处、如何爱、如何恨的交流。已婚女人和男人，似乎天生构成了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所以在所谓语言的问题上，他们直面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平等。女人说，我不能待在着，“今天，每个人都害怕，今天是一个噩梦，每个人都以为梦是别人的。”男人则说：“我不害怕。”女人说：“你侵害了我。”男人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然后占有了女人的身体。女人说：“我离不开你。”男人说：“现在，就离开，微笑着离开。”

一种言说意义上的不对等，所以当女人似乎更渴望一种“平等的意向”时，男人则告诉她：“平等的基础，是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人都是一瞬，所以唯一的思想是在粪便中产生。”不平等是因为有思想，当所有人都变成产生粪便的动物，也就不会有这种不平等。这是一种取消了主体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取消思考，取消言说——一句话必须要有主语，有宾语？所以只要有主语和宾语，有主体和客体，甚至有男人和女人，由过去和现在，就会有不平等：她赤身裸体地站着，他蹲在厕所的马桶上，她想要洗澡，他抚摸着她却被拒绝——他们永远在对立中，永远在主语和宾语的位置上。

所以在这样一种境况下，男人和女人要消除对立，要建立平等，就必须“再见语言”。他们似乎用两种方式来抵达这个目的，一种是返回没有思考就没有语言的状态中，“如果一个人的双眼被其他人的注目锁定，那么他就无法自由思考。只要被目光锁定，我们俩便不再是我们俩，孤身一人变得难以忍受。并不是动物盲目，人，被良心遮蔽，无法看清世界。”成为动物，就像男人引用里尔克的那句话：“外界只能通过动物的目光感知。”于是，这个世界永远有一条狗，一条没有母狗爱情的狗，一条没有同伴对话的狗。

狗在河边，狗看落叶，狗在觅食，狗在观察，一双狗的眼睛，就是没有语言的人的眼睛，它在溪水中，在河岸边，在草地上，这是一种自然状态，而这也是戈达尔所谓“自然”的一种解读，而投射在狗身上的自然主题就有了这样一种逻辑：狗没有语言，所以是平等的，狗裸体，所以是自由的，“自然中没有裸体，动物没有裸体，因为它们生而裸体。”裸体就这样在没有裸体的自然中成为自由者，而这只不过是又一种悖论，狗也会被甩上铁链，也会悲哀地叫唤，也会孤独和无助，而这些难道不是狗的语言？而狗也在男人和女人世界里产生了互文，它也坐在沙发上，也在房间里，而这样一种状态又彻底解构了男人和女人所谓的自由论：他们也学狗一样裸体，也自由行走，但是依然在。两个人的世界里构成了一种对立。

“所有面对面都会创造语言。”这是男人说的话，而使用语言就必定会有东西出现，“要找个翻译”，这是语言转换，甚至取消语言对立和争吵的一种办法，这种翻译便是行动。无论是男人进入女人身体，还是女人作为模特让男人绘画，他们都在不创造语言的情况下处在翻译中，但是语言只是藏匿了，并不是消失了，甚至行动本身就是语言，所以女人在拿着托盘，拿着画布的时候说：“只有做些什么，我才能说话。”做些什么本身就是语言，而他们在行动意义上却一意孤行，“事实无法解读我们的所作所为，但可以解读未竟之事。”——把行动指向了未来，而未来不存在于语言之中？一种虚妄而已，正如他们裸身站在镜子面前，男人说：“我们两个都在。”而女人却说：“是四个。”所以当两个变成四个，当虚像变成实体，指向未来的虚妄又成为语言的新牢笼。

“也许我们会有孩子。”这是男人对未来的某种期许，而女人的回答是：“不一定，那就养狗吧。”未来是孩子，未来是狗，未来是玩骰子的孩子，未来是裸体的狗——和现在有什么区别？所以语言或许会成为永远无法说再见的东西，就像男人和女人，“上帝之影，这不是为了爱她另一半的女人而设吗？每个人都可以阻止上帝的存在，但没人这样做。”所以自然的问题变成了隐喻的问题：语言是当初靠在海边的女人说的那句：“听你指挥”，也是之后的那句：“服从我”；语言是纳粹暴力世界里对问母亲的孩子的命令：“不许问为什么”，也是女人问男人：“战争吗，我们如何处理尸体？”

语言是指挥是服从，是为什么是如何，更是创造，“使用语言就会有东西出现。”而这种创造是在沉睡的河流中看见深渊，是在雪莱的故事里看见悲剧，是在符号中看见革命性力量，是在“洛朗-施瓦茨-狄拉克曲线”的零之外找到无限，当然也是在男人和女人之中找到“上帝之影”：上帝是道，是语言，是逻各斯，是战争——不是极权主义、计划经济、国家机器，资本主义、和平年代的剥削，不是核能、转基因生物、纳米技术、广告宣传、恐怖主义，而是革命，如从男人和女人的影像回到1861年写出《西庸的囚徒》之英国诗人拜伦，“关于革命的愉快讨论，朋友们的好机会”——一种影像死的构建，是为了能在革命中“高谈阔论”，所以戈达尔就是要从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探索实验”变成“电影探索实验”：“你必须从下开始，左和右是被创造的，只有上和下不是。”无关政治派别？无关观点碰撞，只是探入到语言的最深处，在向下的言说中，才能抵达语言的无限，正如“名单之后还有内容”一样，在“再见语言”中，所有人都从“马尔堡出发去打仗”——回不回来在其次，因为语言从不屑于回答未竟之事。

9.2 语言所构建的堡垒是多么脆弱与不堪。明暗交易，生意急停急起，无数个微小意象所拼凑的世界却在时时刻刻对立，倾斜和旋转的镜头配上经典的手持dvd质感。哈哈，如上的短评我大可以继续写下去，高达大概也不会和我想的有一点相似。但我在思索高达用这么多碎片拼凑的用意。这并非一次美学的实验，这更像是对我们赤裸裸的嘲讽。我们愚蠢到所有影评人为这群拼不起图画的拼图而拍手叫好，给予它奖项，又或者，由于我们所有人对高达的崇敬，我们对待这部片子的态度会不同，大概会有人像我一样从这些运动，迷离，高饱和度和无序剪辑之间窥探到一丝美感。然而真的是这些简单的意象美吗，给我部dv我大可以也拍出这样的东西，可你还会觉得美吗？你可以把他看做一次蔑视，或者一次训导，我想他大概想让我们知道这些原始的片段和独白，音乐套在一起时有多么美，每个人都能拍这么一部影片，不为竞争戛纳，只为以后翻到硬盘时，也能吹句牛逼，说 “老子也曾是个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