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宫国语

这一颗星不是给导演，是给凶手。

我看到许多人说这个凶手是什么“高智商犯罪”。得了吧，别搞笑了，这算什么高智商，根本是弱智。

你们想想吧，那个年代没有摄像头、没有DNA检测，警察从何查起？一般的杀人案，就是从仇家、债主、邻居、同事、亲戚……所有相关人员一个个调查。可是如果凶手根本是陌生人，应该怎么查？旧金山有几百万人，全部调查一遍？何况凶手也可能是外地人。

举个例子吧，我开车到深圳，买个面包吃饱，深夜走到僻静处，看到有人经过，不管男女老幼，上去一枪打死（假设中国也有枪）。然后开车回老家，第二天继续上班。警察怎么查？
查子弹？通用9mm，每年售出几百万发。
查脚印？100块的皮鞋，浙江大量生产。
出几个谜题别人解不开？太自闭了，我用我最喜欢的颜色、食物、音乐做引，这样的密码爱因斯坦也没辙——他又不认识我。
别他妈开玩笑了，这算什么高智商？根本是弱智。

有本事你就把你老婆杀了，把你仇家杀了，让警察不仅没证据，甚至没起疑心，那才是真正的高智商！

简直找不到什么优雅得体的表述方式，这么说吧：电影热爱杀人狂。好莱坞胖乎乎的制片人会告诉你，这是因为杀人狂的故事紧张刺激。说得没错，当然，不仅仅如此。

杀戮，一次又一次的、盛大、庄严、精致的杀戮，如同某种仪式——心灵的阴暗面需要祭祀品；又是狂欢——观众和杀手共同的狂欢。病态的狂热击中了你，激起你无法启齿的最隐秘的内心需求，同时又强迫你压制它，披着道德和正义的外衣。

水牛比尔、电锯杀人狂、汉尼拔博士……人们逃避恐惧又不可抑制地想要接近它。你从颤抖的指缝中注视他们，喘不过气来，抓住他，抓住他！不，别放下屠刀……我们不能看，我们……在劫难逃……

本文将讲述一个连环杀手和一部有关他的电影的传奇。

 

旧金山——

四十年来，旧金山海湾地区的老祖母都这样吓唬捣乱的孩子：如果不听话，“十二宫”就会来把他们抓走。孩子们从黑洞洞的窗口看出去，刷地安静下来，风呼啸着穿进烟囱管道，水壶里烧开的水嗡嗡地响起来……他们想到他，那个自称“十二宫”的杀人狂。

1968年的某个夜晚，他在掩映着阔叶树的情侣小径上枪击一对年轻的夫妇；然后是一个糟糕的白天，他在贝利萨湖畔的开阔地带袭击了另一对夫妇；还有倒霉的洛杉矶出租车司机保罗·斯汀，他在自己的车里被十二宫打穿了后脑……他杀了达莱娜·法琳，他杀了茜茜莉娅·塞帕德……他写信给《旧金山记事报》，描述谋杀的细节，他往报社寄古怪的密码信和满溅被害者鲜血的T恤，他威胁将袭击学校的校车……旧金山城陷入恐慌，警方庞大累赘的官僚机构在这个神出鬼没的连环杀手面前筋疲力尽。整个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但“十二宫”始终是一道难以退却的阴影，横亘在旧金山的高楼大厦之间。还会有噩梦，还会有辗转反侧的生活和彻夜睁着的眼，总有人在梦里哭泣，不，安静下来，安静，嘘……

恶魔永远不死，人们不会善罢甘休。

 

格雷史密斯——

1968年时，罗伯特·格雷史密斯以给《旧金山记事报》画政治漫画为生，他本应无聊而平静地度过一生，但“十二宫”改变了他的命运。

杀手寄来的密码信引发他的兴趣，最初只是出于纯真的好奇心，为了解谜他反复推理、研究，却逐渐遁入魔魇，他确信自己窥见了杀手的面貌。“这个凶手是个疯子，毫无理智可言。”同样的话可以用来描述格雷史密斯本人。

罗伯特·格雷史密斯，今年64岁，头发稀少，思维迅捷，有些神经质。“他（十二宫）险些杀死我，他毁掉我的生活。”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疯狂地寻找十二宫的线索已然成为他生命的唯一内容。这是一场绝望的游戏，他付出了太多，他让自己的孩子卷入案件之中，他毁掉了自己的婚姻，他成了一个精神崩溃的偏执狂。

也不能说毫无收益。在调查过程中，格雷史密斯写出了七本关于真实犯罪的畅销书，俨然是个犯罪专家。他对所有疑案都有定论，证据充分、条理清晰。你问他：“‘开膛手杰克’究竟是谁？”他会告诉你：“凶手名叫蒙太古·约翰·屈特，真实身份是律师和板球运动员，在虐杀了一个名叫玛丽·凯利的妓女之后，他跳进泰晤士河身亡。”而对于格雷史密斯而言，是跳进了悬案的迷雾和阴影之中无以自拔，“我享受碰触真实的感觉”。

他碰触到真实了吗？不。他只是被堆积成山的事实和细节缠绕着，他试图解开谜题却迷失在真实的岔路上，他的个人网站里充斥无休止的辩论和谣言。“为了捍卫正义和追寻真实，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又一句冠冕堂皇的谎言，这种废话太多了，每个面临道德困境的疯子都会这么说。

事实是，他堕入迷潭却毫不自知。“直到看到影片我才发现自己身陷囹圄。”他说的影片是大卫·芬奇的新作《十二宫》，根据格雷史密斯的两本纪实小说改编，在书中，他记录下自己和十二宫的一切。

 

连环杀手十二宫绝对是个天才的犯罪专家（正如大卫·芬奇影片中的其他疯子），他聪明，骄傲，充满想象力，对犯罪的敏感度极高，手法无懈可击。他通过电话、信件和邮件肆无忌惮地嘲弄警方和平庸的世界，他践踏这个城市，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在寄给旧金山警方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揶揄道：“我在等待一部关于我的好电影，我很好奇，扮演我的人会是谁呢。”“好电影”——真有趣。

如今他梦想成真。

 

大卫·芬奇——

“我记得我回到家里，然后听说警方已经跟踪我们学校的校车两个多星期了。”这是《十二宫》导演大卫·芬奇印象中的十二宫事件。他在旧金山市郊长大，案件发生时刚满七岁。芬奇的父亲不喜欢拐弯抹角，也不太考虑童年阴影之类的东西，他很直接地告诉儿子：“好吧，是的，有一个自称十二宫的连环杀手，已经杀了四到五个人，可能会打爆你每天乘坐的校车的轮胎。”

对于年幼敏感，性格阴郁的小芬奇而言，十二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终极怪兽”。长大之后，他热衷于展现《七宗罪》、《颤栗空间》这样的邪恶影像和隐藏在潜意识之中的魔鬼（《搏击俱乐部》），很难说是否受到了十二宫事件的影响。不过无论如何，世界始终被这样那样的恐惧折磨着，总有一个疯子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这是诸神的黄昏，我们被迫面对永恒的眩晕和烦扰。

 

阿瑟·利·艾伦——

阿瑟·利·艾伦死于1992年，时年58岁，死因是心脏病。无论是芬奇的电影还是格雷史密斯的书，最后都将凶手的矛头指向他。

艾伦生前在一家五金商店工作，被确认有恋童癖和严重的强迫症，后来一直住在改装的拖车里；他从前的住处离第一个被害者达莱娜·法琳家仅隔一个街区；他曾向搭便车的人炫耀过一把沾着血的刀；他是个枪械迷，屋子里到处都是与谋杀相关的小玩意；他的手表中央有一个明显的痕迹，与十二宫的标志一模一样……然而除了这些越积越多的蛛丝马迹，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足以定罪。

“他就是那个人！我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可他得意洋洋地拿到了假释判决书！”格雷史密斯说，“我们对他无能为力，而死者不会说话。”

四十年来严密编织的论断被一个化验结果推翻了。当局检验了十二宫舔过的信封，上面残留的DNA与艾伦的DNA并不一致。

格雷史密斯叹息道：“该死！1978年以后，所有十二宫的信件都被保存在萨克拉曼多的一个小匣子里，那儿的夏天有华氏112度，鬼知道谁在看管它们。而且艾伦有可能是托他的朋友帮忙寄信。”

 

 

相比于格雷史密斯的迷惘和自毁，大卫·芬奇显然要高明许多。

影片《十二宫》延续了《搏击俱乐部》中法西斯式的规范精确，竭力复现四十年前的真实氛围：格雷史密斯罐头盒子一般的公寓，1968年用过的画板，无休止的审讯和争论，警局和报社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证据，封闭空间中阴暗的光线……演员必须严格遵照要求进行表演，一举一动要绝对的“正确”。饰演格雷史密斯的杰克·吉伦哈尔满腹牢骚地抱怨说：“漫画家真不是好当的。”

大卫·芬奇不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选择踯躅真实，于是毅然放弃炫人耳目。影片《十二宫》丝毫没有哗众取宠或创造传奇的意思，实际上，它很少脱离现实生活——绝少的戏剧化和虚构，像一部电视文献片。

芬奇看完小说后提出必须要与阿瑟·利·艾伦的家人谈话，“不然我不会接手影片的拍摄。”他不让作者在剧本中加入任何主观的臆测和想法——每一个结论都必须要有官方承认的确凿证据作为支撑。他花好几个小时来挑选保罗·斯汀被害时身着的T恤，他反复确认车中喷溅到鲜血的确切地点。

在贝利萨湖检查拍摄场地时，当地的十二宫专家肯·纳罗中尉带领他们来到一个小半岛，半岛呈竖长形，像一根伸向湖水的手指。大卫·芬奇用手和膝盖支撑着跪下来，大喊了几声，倾听回音，然后他回头看了看来时的道路，说：“错了。”他指向旁边的一个半岛：“凶案应该发生在那边。”“他是对的！”纳罗惊叹道。

芬奇通过测量土地的软硬程度判断现场留下靴印的情况，他测试回声，计算它需要传到多远才能引发凶手的注意。他从各个角度侦查整个空间，思维方式就像……十二宫本人。

摄制组邀请命案的幸存者布莱恩·哈特奈尔观摩样片，他被十二宫刺了七刀，受伤后为求救在地上爬行了510码。哈特奈特对格雷史密斯的原作的评价是“不够可怕”，但他信任大卫· 芬奇，“大卫想找到正确的感觉，很明显，他不想要任何感性的或是不够准确的东西。”他是对的，有什么比天然存在的真实更可怕？

刀子下落，划出一条冰冷的抛物线。谋杀案就这样发生了。

影片在开头处完美地复现了茜茜莉娅·塞帕德和布莱恩·哈特奈尔被害时的凶案现场，漫溢令人血冷的恐怖力量，闪耀出邪恶的迫人光华。

 

整部影片如同一面通向绝望的镜子，繁冗的线索彼此交叉延伸，被无数逻辑和待定事实包裹着。有人说《十二宫》是一部“软体动物电影”，不断地自我阐释和挤压，将所有精力注入一个狭窄的自我困扰的贝壳之中。它诚实思考着，自我折磨着，试图在银幕上开辟一块真实世界的冷酷乌托邦。

影片分为两条线索：一边是两位不辞辛劳的警察，被错误的线索耍得团团转；另一边是《旧金山记事报》的记者保罗·埃弗里和政治漫画师罗伯特·格雷史密斯的绝望缉凶。影片发展下去，只有一件事情逐渐明朗起来——该案件并无解决之可能。

事既至此，我们不得不自问：人们自我逼迫，在狭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撞上死胡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任何一个诚实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会告诉你，在谜团上投入大量精力并非为了某个既定目标，吸引他们的是困扰本身，它迎合某种隐秘的、不为人知的需求。那些满怀着纯真简单愿望的人们，那些格雷史密斯们，他的真正需求是在调查中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比寻找杀手更为重要。

而对于真实本身，我们热情洋溢地寻求它，自以为能够无限接近它，实际上却早已偏离，在谬误之路上渐行渐远……

 

“我在等待一部关于我的好电影，我很好奇，扮演我的人会是谁呢。”

他的罪行终于在银幕上完美地复现了。

十二宫第一次行凶时大约是三十岁，这样看来，如果他还活着，现在是七十岁，如果格雷史密斯是错的，那么你在影院观看《十二宫》时，真正的杀手可能就坐在你身边。

     我不常写影评，也不迷大卫芬奇，我真正在乎的是北野武、希区柯克、昆丁塔伦蒂诺和盖里奇这样的主。

    像《十二宫》这样冗长、缓慢没有激情的片子，不是我的菜。
 
    然而，我很奇怪地不能忍受有人批评这部电影“在案情上有漏洞”、“模式化”、“没有现实关怀”什么的。在我看来，这是一部非常好的、非模式化的、带有解构色彩的现实主义片子。
 
    也许我们习惯了在警匪小说和电影里看到各种各样有着超能力、超智力或者超常人格的主人公，不管他是猫还是老鼠；也许我们习惯了有确切结果的推理，我们希望过上“付出就有回报”的生活。哪怕各种线索乱成一团麻，但一定会有一些神奇的符号、表情、照片、事件、物品等类似神谕一样的东西出现，让你或者更聪明的人灵机一动、醍醐灌顶；如果没有，那也要有一个超人般、魅力型的罪犯存在。否则，否则怎么对得起我们这颗怀抱殷切期望的好奇心？

    然而，现实残酷。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犯罪无法被侦破，还有更多的案件无法定案。警察就是穿着制服的普通人，罪犯也都是智力正常、甚至有研究表明是智力较弱的一小撮。因此，《十二宫》既然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它完全有可能表现得就像现实一样沉闷，让人压抑、愤懑、绝望。

    那么，大卫芬奇对此的兴趣在哪里？四年的筹备，除了尝试用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表现凶杀的美学诉求，他的价值诉求在哪里？

    肯定不在于剧情。

    十二宫杀手的出现固然是最好的社会新闻，是让报纸主编们又爱又恨、又害怕又兴奋的题材，也是吸引观众的最大筹码，可是两个半小时过去了，各种线索并没有相互印证，笔迹、指纹什么的，一个也没有用上，难怪观众都说“大卫芬奇拍的什么烂片子，好多线索都掉了”。也没有很炫的剪辑，没有嵌套、反复、回放，就是平铺直叙，什么4个星期后、一年后、四年后、七年后，一下子搞了34年。
    
    两个半小时的毫无进展就已经让我们难以忍受，更何况是30多年的无头案？这就是被卷入其中的那帮警察、记者、漫画家的命运，大家都知道了那个精彩的开场，却永远猜不到结局。僵持着僵持着，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尽管你聪明、执着、勇敢，但是你仍然有解不开的疙瘩、破不了的局；但是尽管我解决不了，我也要跟你死磕；并且尽管我也有逃避的、软弱的时候，但我永远不会放过对罪恶的审判。我想，大卫芬奇对现实给予了高度的尊重与肯定，并对人类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和理性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不是虚无主义者。这是第一个价值维度。
   
    第二个价值维度是大卫芬奇的社会关怀和对制度的反思。很多观众认为这部电影虽然时间跨度很大，却丝毫没有与社会的变迁挂钩，不像《阿甘正传》。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部片子从头到尾对侦破制度的着墨是最重的。以下是一个粗浅的回忆（等我看过第二篇再细化补充）：

    1、托奇的搭档阿姆斯特朗给瓦莱赫、纳帕的警局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交换相关证据，进行合作，但是三地警方都希望先得到对方的资料才肯帮忙，导致照片、指纹、口供等证据的交流并不顺畅。这一点在后面反复得到强化，比如到最后托奇才通过漫画家罗伯特了解到在瓦莱赫警方的档案中，达丽恩曾提到过“雷”这个名字；还有托奇他们申请不到雷居住地的搜查令，导致雷随后清洗了拖车，毁灭了相关证据。这种警方内部的不合作后来有所好转，三地警方都为漫画家提供了协助，然而当初的这种合作不畅对案件的侦破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2、托奇与记者保罗在证据上的争夺和侦破工作上的对抗。托奇认为保罗作为一个记者越庖代俎，不但阻碍了他的工作，还使他的职业水平遭到怀疑，拒绝与保罗合作。这不仅葬送了保罗在十二宫事件上的雄心壮志，也使托奇自己失去了帮助。
    
    3、反复出现的笔迹验证。那个笔迹专家谢伍德一次又一次地出来否认笔迹的相似性，一次又一次破灭警察们和记者们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他一次又一次地用笔迹鉴定的绝对重要性打断由其他证据构成的证据链条，使12宫案件成为司法制度上永远的悬案。在法律上，一个罪犯之为罪犯，不在于事实，也不在于证据，而在于被司法程序所采信的那些证据。这是本剧最核心的一点，托奇与格雷史密斯最后的那次谈话说了，因为笔迹和指纹才是直接证据，其他都是间接证据，所以在法律上你不可能给雷定罪，你只能以写书、拍电影的这种非制度性的方法去确认事实，保卫正义。

    4、托奇的失败，在于他是一个警察，他对保罗的排斥也是一种体制内的人对体制外的人的排斥。因为是警察，就要遵守很多程序与规定，就不能以非法手段做非法操作，哪怕你是为了一个正义的目的。在电影院外，有人对托奇说“电影中的卡拉汉破了你们的案子”，他无奈地回答“因为他不用遵守程序”。其后，格雷史密斯在追查案件过程中，数次向托奇求助，托奇总是表示他是个警察，不能公开谈论案件，不能透露案情。在影片最后的那场谈话中，托奇和格雷史密斯两人已理顺了案件的逻辑，基本上锁定了亚伦的嫌疑，但托奇仍然认为自己是个警察，所以必须遵守证据的规则——以笔迹鉴定和指纹鉴定的结果来进行认定。从这一点来看，托奇的失败也是程序正义在维护实质正义上的失败。

    关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孰分轻重、如何相互制约的问题，在法哲学上是一个讨论不休的问题。在中国，实质正义的重要性绝对压倒程序正义，如果艾伦是真凶，那么就应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应该有人或有机构替天行道，哪管什么程序。但在美国社会，这是一个需要反复讨论的问题。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作为关键物证的枪支始终没有找到，但法庭采信的证据足以把无辜的安迪投进牢房；黑人瑞德一直寄望于通过牢狱的惩罚来洗脱罪恶，但是制度始终不给他机会，直到他不再相信这一套惩罚机制，而求诸内心的道德反省，反而奇迹般地获得了假释审查委员会的信任。两部片子至少都在反思同一个问题：法律制度不可能伸张一切正义，它极有可能错勘好人，纵容犯罪。到最后，我们能够依靠的还是人类的道德、勇气和坚持。

    《肖申克的救赎》非常好看，它带给我们的是神话般的勇气与希望；《十二宫》则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沉闷但给我们庸碌生活带来了光芒：哪怕像格雷史密斯那样，历尽千辛万苦，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震慑一段罪恶；哪怕所有的制度都不支持我们的观点，我们还保留我们继续追寻真相的权利。片尾的字幕凸显了这一主题。2002年警方从33年前的12宫杀手的一张信封上提取了部分DNA样本，结果显示与亚伦并不吻合。大卫芬奇接着写道，“旧金山和瓦莱约的警探拒绝据此排除亚伦的嫌疑；2004年旧金山警察局终止了十二宫杀手的调查，直到今天，在纳帕郡、索拉诺郡和瓦莱约市，本案尚未终结。”
 
   所以，我不在乎什么大卫芬奇，也不在乎他拍过《七宗罪》这样令人惊心动魄、血脉喷张的悬疑片，这些根本都不重要。我只在乎《十二宫》是一部有价值追求、有制度反思、有技术创新的电影，它值得打上大卫芬奇或其他任何人的名字，它没有粉饰我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它也绝对没有令我们人类蒙羞。

    ps：大多数人觉得2小时2分左右在地下室的那个桥段最为精彩，多少有那么点悬疑的味道，可是后来也没有交代。我觉得，其实这是导演设置的陷阱，以此来作一个反讽。一是结构上的反讽：即看似重要的情节，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导演用这个告诉观众——不是我大卫芬奇不会悬疑，是我不打算悬疑。二是内容上的反讽：亚伦的笔迹不符，却可能是真凶；电影院老板沃恩的笔迹基本相符，然而并没有其他证据支持“他是凶手”这一论断，说到底，笔迹证据学不是那么准确的。
    真正精彩的是最后托奇与格雷史密斯的那场谈话和格雷史密斯用眼神“审判”艾伦的那个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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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十二宫》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影片，来自大卫·芬奇。我喜欢这个拍MTV出身的导演，他的所有片子我都看过。算上《十二宫》，在他以往拍过的六部影片中，有三部闯进了IMDB Top250，这个纪录非常了不起，其中《搏击俱乐部》、《七宗罪》是位列前50的杰作，地位无可撼动，《十二宫》拍在200出头的位置，依我看来，《十二宫》放在他所有的影片中，也是中等偏上的位置，铁定第三。

大卫·芬奇的片子，无论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无不展现了一个灰暗阴郁的世界，这个调子从他的处女作《异型3》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没变过。《十二宫》这部片子的基调也是阴冷灰色的，而且这种压抑的气氛来得非常冷静，冷静得让人发慌。在这点上，它特别像《颤栗空间》。大卫·芬奇制造惊悚气氛的能力依然是飞檐走壁的好，甚至好过他以往的所有作品。正是因为超凡的渲染气氛和把握节奏的能力，让这部在一般导演手里可能会沦为温吞吞的肥皂剧，变得异常的激动人心——要知道，他是在讲一个关于破案的故事，而这个案子却未曾破解，这个题材本身是多么的枯燥啊。

在《十二宫》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芬奇的几点变化，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这或许也是他求变的地方：1.他从来没有像《十二宫》这样朴实、干净地讲过一个故事，一部绝对意义上的剧情片。没有《七宗罪》的宗教哲学，没有《搏击俱乐部》的邪门分裂，没有丝毫耍酷的镜头和戏份，只是用一个时间轴平铺直叙地讲故事，尽量贴近历史真实，竟然发现他可以讲得这么好。2.他的影片从来没有像《十二宫》这样平静的结尾。我一直指望着他再次创造一个牛逼至极的欧·亨利小说式的结尾，就像是《心理游戏》那样，但却发现他竟会冷静地收尾，依然是案情的悬而未决，依然是再一次希望的破碎，只是水到渠成的作结，如此优雅，如此理性。如果硬要说《十二宫》有什么硬伤的话，我觉得剧情有点拖沓。

这部片子让我想起另外两部同样是讲述破案未果的影片，一部是奥利弗·斯通的《刺杀肯尼迪》，一部是奉俊昊的《杀人回忆》。我觉得《十二宫》是介于这两部片子之间的一部作品。它对真实性、故事性和法理性的关注和《刺》非常想象，但大卫·芬奇之于政治、逻辑的敏感程度实在赶不上奥利弗·斯通。他尽管也在讲故事，但你从他依然麻利迅速的剪辑中可以看出，他更关注的是把故事尽量充实，不停地往前推进，而不是慢条斯理的在逻辑上做到无懈可击。或许，大卫·芬奇从没想过通过影片的政治意义。

他是在关切案情的进展，但似乎更关切的还是与之相关的人的命运，或者是报导此事的记者，或者是负责此案的警探，或者是自行调查案情的漫画家以及他的家庭，或者是形迹可疑的嫌疑犯，或者是其他人。在这点上，《十二宫》又非常像《杀人回忆》，有种意在言外的韵味。但我坚持认为，在这点上，《十二宫》实在不及《杀人回忆》，它的确极为出色地讲了一个故事，但还没达到把个体命运的悲剧与动荡不安的时局、社会背景完整结合，熔于一炉，继而勾起群体回忆的高度。大卫·芬奇还没有那份人文关怀。

换句话说，《十二宫》是部优秀的影片，我甚至毫不吝啬地在“优秀”之前加上“非常”二字，但它难以成为经典；大卫·芬奇是个非常牛逼的导演，非常有观众缘，我甚至极为乐意地在两个“非常”之前各加上一个“非常”，但他还没有达到巨匠、大师的境界，甚至也没有流露出那种气象。尽管，他似乎离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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