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零 Triple Oh!

观看《九零后》这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会带来一种非常特殊的观影情绪体验。它是崇高的、动人的，同时也不得不叫人直面，其作为一份时代“最后”的文化档案，所拥有的紧迫性。

为什么要用“最后”这个貌似夸张的字眼呢？因为再不拍下，也许就迟了。

影片的标题“九零后”，并不是“9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世代人，而是指如今年愈九十乃至百岁的老人家。他们中有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的获得者许渊冲，《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等等。

30年代末、40年代初，战火纷飞之际，他们投身西南联大，成为了那群特殊年代中拥有特殊经历的大学生。影片聚焦的就是他们对自己求学经历、青春岁月的遥望，从中延展出对一生职业生涯的回望。

两重回顾共同发生，片子的英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包含了这一层意味：当时，他们和如今的90后一样，正值青年意气风发之时。年轻人的热血与迷茫，恣意与烦愁，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一切如此鲜活，又如此遥远。

巧合的是，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对老艺术家进行深入采访的项目。项目之初，我们就深知，其中包含的意义，不仅在于纪录片的摄制与研究本身，不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它更是作为一份“最后”的文化历史档案。

档案里，是他们如今衰老却仍旧有着神采的脸庞，他们年轻时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那个时代的大语境，里面是一代人的精神气。

110分钟的时间里，《九零后》散落了10多位老者的故事，如星丛般彼此独立，又互为联结。在他们的回忆中，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那段山河破碎的年月，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内忧外患的阶段，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危机中带来了转机。

此时，能人志士齐聚在这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的思想，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开放、先锋。

8年时间，这里走出3882名学子，是中国教育史里的一个“核心现场”——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水准？其中蕴含的过往时代的大学精神，与当下的差别在于何处？这是《九零后》在故事背后所要探讨的暗线，也是创作者隐隐抛给观众的两个问题。

片中其实也给出了不少答案。一方面，是当时中国的大学老师标准很高、学养丰厚，梅贻琦、蒋梦麟、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华罗庚、费孝通、吴晗等诸多大师，各展所长，撑起了联大的教育体系与学科根本。教授们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而另一方面，片中也有人提及“在课上学不上太多，更多是在与当时同学、老师私下的交往中获得提高”。当时，彼此往来的学生水平也相当之高，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所组成的学生生源，他们在业余时间开办的诗社、活动小组，其活动水准并不同于今时今日的校园社团。正如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在片中所言：“我第一次和这么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大家都有独立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

此外，我们还能感受到最重要的，也是片中最为强调的，在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的特殊语境。突如其来的战争作为时代的转折点，也给那个时代的学子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势必不会如当今我们这代人的迷茫与功利。和平年代的安逸与战乱年代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年老的他们眼中，我们能再次看到那些曾经的年轻人。他们包含着热切的希望，希望靠自己能够靠读书来振兴中国、做出反抗。这种青年时期读书目标的“Pure”（纯粹），以及年老后对青年的“Pure”热情洋溢的追恋，贯穿了全片。

西南联大当时的集体宿舍

大学精神曾经的追思与当下的困惑，也在银幕内外构成鲜明对比。

在抗战胜利之际，冯友兰曾撰写过一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其中写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在必然要谈及的爱国主义之余，冯友兰更谈及，西南联大的特殊性，在于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合作、并包精神，同学们以“中兴业，继往烈”的目标作为学习的动力。

仍要回归到“Pure”，这几乎是我在看完《九零后》之后印象最深的关键词。片中提到，邓稼先、钱学森等人组成了研究团队，推动中国的“两弹”研究。杨振宁身处海外，感慨旧日好友邓稼先的劳苦与压力：“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的口头禅就是“Pure”，用以形容人的志向高远纯善，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 Pure”。

80年前如此，而80年后，当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大学”，却常常是学术与学历泡沫、不良事件（乃至法制性新闻），以及集体性功利教育。当然，身处如今这个年代，市场机制催使功利作为杠杆，而追求功利、个人发展也确实早已为人之常情，并不再与学术追求产生多么复杂的矛盾。我们已经很难再拥有，邓稼先口中所谓的那份“Pure”。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映后时，听说《九零后》里出现的一些前辈，巫宁坤、罗振诜等先生已经去世了，而其余的人则大多无法再接受采访。而这也是导演徐蓓制作影片的难处所在：对于这些已经年岁已高的采访对象，他们大多只能采访几趟，无法在之后进行持续的采访。

徐蓓提到：“最初设想用电影化的语言去拍摄他们的生活，但有好几位离开人世，也有人在医院里，没法进行补拍。”由此造成的影片中的缺陷，也许有的影迷会比较苛求，但就个人而言，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电影还是在有限的素材中，把个体与群像都进行了相对工整圆润的勾勒。第一手的文化历史档案，也因此拥有了生动复杂的细节。做一部纪录片，终究是遗憾的艺术，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拒绝遗忘，把曾经的故事与记忆继续流传下去。

一．

数年前看《无问西东》的时候，“听雨”的情节打动了我：我竟不知课堂还能这般浪漫，从此对西南联大，有了更多美好的幻想。而《九零后》这部纪录片，则通过当年联大学生口述的真实的历史，补足了我对其无垠的遐想。

《九零后》是一部抢救史，影片里出镜的这几位联大学子，平均年龄已经96岁，很多人的讲述，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今生的最后一次了。而这群老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泰斗：翻译过《呼啸山庄》的杨苡，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等。

1937年，国家山河破碎。南京的沦陷让北大与清华意识到要早做准备躲避日军的铁蹄，于是这帮师生辗转来到长沙，还没在长沙缓过劲来，战火的逼近让他们继续往西南角迁徙，前往昆明。杨苡说：“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

最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几所高校在昆明定了下来，在最简陋的环境里，开始了最艰苦的求学之路。

为了补贴生活费，很多师生会在外面兼职上课，或者做肥皂，养猪。解决了柴米油盐，还要面对时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汪曾祺甚至为此写了篇《跑警报》的文章。汪写道：“‘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跑到松林里或者沟里头，有的聊天、打桥牌，也有看书学习、交谈学问的。汪曾祺写到一件趣事，跑警报时大家都会带点值钱的东西，于是有个哲学系的研究生曾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就有人丢金子，我是人，那么我就可以捡到金子。结果他真捡到了两次金戒指。汪曾祺说：“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当然，这都是苦中作乐。战争终归是残酷的，王希季回忆跑警报时就哀叹道：“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尽管外部压力如此之大，却并未磨灭这群学子搞学问的热情。对此，汪曾祺说：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即便面对侵华日军三不五时的空袭。”

他们可能不在乎生死，不在乎环境的恶劣，因为他们有自己在乎的东西：那就是自己所钟情的专业。跨越一座城，去听一节课，对知识最大的尊敬莫过于此了。西南联大创下的教育史上的奇迹是惊人的，或许用邓稼先最爱的那个单词来评价联大学子恰如其分：pure。

没有那么多杂念和欲望，战争的苦难已经让他们饱受折磨。于是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坚定自己崇高的理想，摒弃杂念的纯粹，钻进学科中，让他们成为了传奇。

二．

一直以来，我很喜欢卡夫卡那句话：“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开口闭口就是211、985、划档线等等，感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那点分数，那会儿没完没了地做题，只是为了让自己对题目更熟悉一点，最好是达到肌肉记忆的程度，对，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地答题。如果说自己还有残存的热情与温情，那我应该都留给了被我妈反复没收与撕毁的日记本。

到了大学就好了。他们都这么骗我们，骗我们说大学轻松，一周都没几节课；骗我们说大学自由，可以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早早就幻灭，或者有人生来就可以接受现实的庸俗，但我，我真的以为到时候可以和喜欢的人去同一个城市读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

真到报专业的时候，我家里人全七嘴八舌地来了：学财经，好赚钱；学师范，好就业；就在老家附近的城市读，方便。

可我真的好想像奥德修斯一样去远征、去冒险，好想与狄俄倪索斯痛饮大醉啊！

来到大学，到了大二的时候，还是偷偷摸摸转到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某个文科专业。如果有选择的话，肯定是想去中文系，但我们那是个理工科的学校，没有中文系。就连我转去的这个专业，也是没人去的垃圾专业，当时我大学同学很认真很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头脑……”她碍于情面，没说出“有病”那俩字，我替她说了。

对，他们都积极地做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他们活得好有动力啊！可是为什么我只看到了冰冷……

然后我选择自我放逐，在图书馆读着一本又一本被他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闲书。

读了那么多“闲书”，我想那我考个文学系的研究生吧。认认真真准备了，却碰上学校压分。那再来一年？我妈却不愿意再投资我了。没钱。那在职考吧，但工作真的会消磨光我所有的意志——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在职考研成功的，我每次下班回家就只觉得想死想吐。而且再一次考就能考上么？可能我这种人，我这种性格，注定要做一个废物吧。

我经常和朋友说，我好羡慕那些人生每一步都稳稳当当地走向成功的人，而我，要么试图向前然后一脚踩空，要么就是在泥淖里打滚。

我觉得我没有未来，没有出路。如果可以回到高中，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认真地读书了，没有意义。学好数理化，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双十一的时候算满减优惠的么。

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机构的语文老师，大家目标都很明确，家长希望自家孩子能快速提分，领导希望我们能多骗几个傻子报班。平时磨课，不为真的教育，而是为了怎么提升个人魅力，吸引孩子——说白了，不过就是个会上课的销售。有次磨课的时候讲到西南联大，我卡壳了，组长问我是不是忘了下面要讲什么，我不能告诉她那一刻我好想哭，所以我只能说，对，我忘了。

做着商人的事，讲着文人的梦。这样的课不上也罢。太虚伪了。

崇高的梦被践踏至脚底，到处都金钱至上。没有出路，于是自行熄灭心中压抑的那团火，然后和他们一起丢掉自尊，抛弃幻想，嬉笑，成为资本的奴隶。

然后回头看着他们在战祸频仍的时代里，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为了理想，为了一腔报国豪情，勤奋学习，自由地交流学术，在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岁月里，守住最后一方学术的净土，以一己之身，成就理想的伟岸。

于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饱含热泪想起那句话：

“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今天是2021年5月23日，袁隆平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晚上6点学院组织我们在小剧场看了纪录片《九零后》。这一次高校路演，相对于其它路演而言从时间节点和题材方面对我来说都很不同，所以我拿起笔，试图去记录些什么，尽管生疏，但想倾诉。

下午上完英语课，上课的地方离学校只有1.3公里，因为不想错过太多内容，虽然没钱，但还是“奢侈”了一把，打的回学校、赶这一场我期待已久的电影。到了小剧场，庆幸电影未开始，找到倒数第三排朋友旁边坐下，第一次看见小剧场里放置了大荧幕，师生们都坐在下面静候佳片。关闭所有灯光，关闭剧场门，剧场陷入黑暗中，电影也开始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刻。作为为数不多的集体观影，学院此刻好似回到了我未曾谋面的20世纪。

一直很仰慕西南联大师生的风骨，通过这部影片，我对西南联大更了解，在观影过程中也数次落泪。它看似是一部主旋律的纪录片，讲述国家危急存亡之时中国最顶尖的知识精英的选择，讲的是先生们在面对抗日战争的时候想的是怎样科学报国，但是它不是像很多科教视频那样生硬的灌输，而是把艺术和民众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联大的师生关系很令人艳羡，老师和学生私下也会聚在一起聊天，亲同一家。我想这跟时代背景、大学教育背景和联大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有关。很羡慕这样的师生情，现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的距离好像很远，因为老师们都很厉害也很忙，我们又人数众多，老师们未必能记得每个学生。

观看时，我想起我上学期的通识课老师来。我修读的是一门建筑课程，老师学识渊博，令人敬佩，我和同学们很爱听他讲课，他会让我们上台分享自己的看法，什么都能说，课堂上也聊到了很多建筑之外的事情。有一天去上通识课的路上，我正走着，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这位老师。我很开心，因为平时上课虽然坐在第一排但没怎么发过言，那么多来自不同学院的学生，老师竟然记得，还主动跟我打招呼，第一次碰见这样的老师。我们便一道前去教室，路上谈起各自的故乡。对我来说，这是太难得的经历，感谢通识课，不仅教会我很多东西，而且让我意识到在某一专业多有研究的教授未必就是高高在上的，很多老师愿意同学生亲近。

说到时间节点，我很感慨。一是在于今天是袁老去世第二天。未曾谋面，先蒙其恩，先生之风，山高稻长。和袁爷爷一样，纪录片里当年青春飞扬的青年学者们已然成为了九十多岁的老者了，但是到九十岁，袁爷爷还在工作，先生们也还在读书、钻研。从他们身上，我是真的看明白，只有不断思考学习才能让人思维灵活，只有常想着为国家、为人民带来点什么才能成为“Pure Enough”的人。

二是看这部影片是，我也正处于和他们当年一样的黄金时代——大学时期。大学是人和人相逢的场所，在大学这种群居式生活之下，有很多难忘的经历。一次争得面红耳赤的观点争执、一起在影院并肩看过的无数部电影，所有的这些平平无奇都会成为日后回忆大学时的点点星光。当年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是充满少年心气，也会想着怎么和喜欢的女同学见面，也会收获很多珍贵友谊。但他们即使在“跑警报”时也带着书本，在战壕里也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学成之后，他们创造出了令世界瞩目让中国人腰板更直的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我所要学习的，是他们对待知识的态度和理想的高度。

升入大学二年级，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困惑，既然无论有如何成就，人最后都会成为“黄河沙”，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为此，我还去咨询过学校的心理老师，但她的回答好似不能完全说服我。经历昨天，看完影片，抛开那些格式化的语言，我想说人生的意义很大程度上的的确确在于能为所爱的人、事、物做点什么。站在经济腾飞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物质上应有尽有，再也不用挨饿受苦，但总有些精神不能丢掉，总有些远方的人不能忘记。坐在倒数第三排占据着相对制高点，在世界陷入短暂静默的1个多小时内，我观察到除了零星几个同学亮起过手机屏幕，大多数同学都沉浸在电影中。

影片结束后，掌声持续，这是我们对西南联大师生和纪录片制作者们的敬意，发现我的通识课老师携夫人、儿子坐在台下。

是今天这么一回，让我希望大学生活久一点，让我想要把书读下去。

5月29日，请去电影院吧，那些我苍白的文字无法表达的，让它用影像告诉你。

这个暑假去昆明旅游，去了西南联大旧址（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因为疫情管控，门卫不让外来人员进入。我站在门口拍了一个学校的正面照，从路牌上看见这里属于一二一大街，莫名对这个路牌感兴趣，也拍照留恋。今日看电影才知道，原来一二一是指12月1日，这天西南联大师生发起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四名青年师生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原来我觉得有趣的地名藏着一段需要人们铭记的历史。

南联大的学生听一堂课，穿一座城，觉得十分值得。这种学习氛围，怎能不会培养出人才，怎能不让人感动。西南联大大一的学生不分专业，大家一起学通识课。理科生和文科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国文系教授每人开两个礼拜的课，诗词歌赋、古今中外都有，文科生许渊冲认为这个是最好的课堂，理科生杨振宁觉得这个有点乱，不成系统，这个就是理性和感性的区别吧。

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不仅是老师优秀，学生也优秀。里面有许多堪称天才的学生，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等，这些天才聚集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一段光辉岁月。其中提到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友情，之前看纪录片《西南联大》时就了解，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好朋友，他们二人在国外留学，共同度过了一个暑假，那个暑假的回忆印刻终生。

邓稼先和杨振宁二人都学习物理，在西南联大相谈甚欢。电影里提到二人一起在外面看书，一人是背古诗，一人是看古诗，都是同一首《吊古战场》——“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后来邓稼先学成归国，杨振宁留在国外，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1986年7月29日，长期受放射性物质伤害的邓稼先身患癌症去世，时年62岁。杨振宁在回忆邓稼先的文章中写道“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

滚滚历史长河，有些人淹没其中，有些人更显光辉。

这是一部我求而不得的电影，毕竟上一期两票之差没能被打捞起来。这次终于有幸能看到，既满足我对联大的幻想，却又对配音和部分表达手法有几分遗憾。

我对这部电影的渴求，源于我对民国历史的念念不忘，对闪耀的群星的尊崇，对西南联大自由独立氛围的向往。还记得高中时，最爱的就是讨论历史。虽然不凑巧并不能以此为个人职业，那么把它当作爱好和乐趣，也是极为满意的。

看完这部电影回到家时，我久久凝望书架上的一个小专格，南渡北归，西南联大国文课，西南联大英文课。联合大学，大概是最理想又最特殊的教育了。教授的教法，学生的志向，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学生的学号有L开头，P开头，T开头，也有后来“联”开头，但是他们都有共同一个名字就是联大人。

影片的初始，我非常喜欢。形式简单，有几个小小的片段，一笔一笔勾勒出联大的开始。从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撤往内地，长沙临时大学的仓促开展，借读湖南大学和圣经院，再后撤到昆明，西南国立联合大学的正式成立，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去，一路走来是时代的印记。

部分学生组建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至昆明，部分学生一路从天津撤往上海，香港，再由国外转至昆明，部分留学的教授从西欧一路颠簸至昆明…当路程的箭头最终指向昆明的时候，只觉得热泪盈眶，实属不易。

跑警报，办文学社，教授轮流上课，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性格，天南地北聚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年轻时也那样可爱。

杨邓的友谊，是一起朗诵《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多年以后，获得了诺贝尔的杨先生，想起Pure 的邓先生，想起茫茫戈壁，两弹一星的研发，是否也像个古战场呢？

汪曾祺先生，着实可爱，我至今忘不了他的高邮鸭蛋。他写文好，写《昆明的雨》，此时的配乐是小河淌水，只觉得和谐极了。

许渊冲先生和巫宁坤先生，也是可爱极了。作为英文学子，许先生是巍峨的大山，谁没读过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谁没崇拜过他翻译的古诗词，想起许老翻译《西厢记》的句子：Love once begun will never end.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先生千古啊。

赵瑞蕻先生追杨苡先生的时候，背景音乐放的是《未央歌》，宝笙啊，我又想起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哎，好久没走进剧院了。

纪录片的后半段，讲的是以身报国。无数西南联大的学子，在教授的帮助下外出求学，又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回归。看到字幕上打出，从1949年到1956年，总共有2290民留学生回归祖国，这其中不乏著名的邓稼先，王希季先生…以及许许多多为了新中国而努力报国的人们。中兴业，须人杰，他们都想做人杰。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这些经历中国百年巨变的九零后们，越来越少，但历史永远记得。

最后说一下遗憾的点。

第一在于节奏，节奏实在是松散，画面总是切来切去，人物也很细碎，刚动情时又切走了。散场的时候听到有人说无聊得睡着了。我想这么波涛汹涌的历史，怎么至于无聊到睡着？

第二个问题是配音，不知是不是跟B站合作的缘故，选择了一些广播剧和动漫的配音演员，尤其是第一段配音，实在觉得有一些出戏，缺少了纪录片和那个年代该有的沉重感。战争年代，即使是年龄小，也不是那么稚嫩而天真的语气，而是坚毅而坚定的。

第三个问题是内容设置，中间好多的讲述都配了漫画，但是这些漫画的风格却太过轻飘飘，再配上同样天真的配音，与纪录片的主体太割裂了。在动画和大师访谈，历史资料中反复横跳，让我一直沉浸不了。

去的时候下着大雨，天色阴沉，因为知道是讲西南联大的，我抱着“庄重肃穆，敬仰前辈”的预设去看的，做好了看完心情沉重得像外面的天空一样沉坠的准备。

看完发现并不是这样，一点也不难熬。很轻快，以至于落幕时意犹未尽。

大屏幕上那些人，一个两个都是已上或必定会上历史书的人，已是天际高悬辉耀之星，但他们不去讲那些说来会让人屏息的功绩，大篇幅都只说了求学时的事情。

于是分外可爱了。你明知这些人全都声名鼎盛，已成大江大海，他们却只给你看自己尚是溪泉之时，从山间跃下的巧捷，步伐俏皮可爱，沿途叮咚作响。

他们讲少时的羞涩，说起那会暗恋的人，仍然抿嘴一笑。

讲当年的不忿。说起当年家园被敌侵，学校要解散时，仍然不甘又委屈，看到这里仿佛知道为何这群人能累勋如此：上个世纪初那心底的怒，竟在他们骨子里燃烧了一生。

讲长途跋涉去求学，累，为了上学要走路过三个省，路上怕遇到了土匪，在山间又困又惧。 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万卷书之前已行万里路，所以也有一些骄傲，说起来像在分享从小珍藏至今的奖状。

说那会学校的环境之糟糕，屏幕上，一群赫赫威名的人，隔着天南地北，不约而同抱怨起床缝的臭虫。 明明背景极苦，极惨，日军的轰炸机天天在头上盘放，但没有人说来有惧色，还特别强调“跑警报”之所以用跑字，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逃”和“躲”，嘴里说起来，是横跨了一个世纪的少年意气，不屈傲骨。

他们讲舍身取义的同学，讲苦而自乐的老师，讲学成之后振臂一呼纷纷归国的前赴后继。 说来娓娓，听得亦笑亦泪。

时间在他们身上失去意义，衰老的只是躯体，瞳孔里的神色灵动俏皮，纯粹清澈，年轻得让屏幕前的人惭愧。 其中年纪最大的马识途，《让子弹飞》的原作者，已经106岁。

剪辑得好，诗意而浪漫，片中反复出现一地一省的美景，恍惚是在看风光片，看到后面才知道为何要如此安排：大概就是这样的美，才配得上他们的义无反顾，而他们的以血涂地，反为四季添色。

这部最好还是在电影院看。

尤其是习惯了短视频和快速阅读的人。被当下焦虑，着急，无论什么都直奔主题而去的阅读观看方式所包围之后，看完这样一部电影。仿佛走在泥泞之地里，正举步艰难，突然迎来一股欢快的山泉冲刷，让人一个激灵，刹时清醒。回过神来，身上的泥渍已经半分不剩，鼻间尚有松枝和绿叶的气息。

以后再陷入类似情绪时，我一定会想起他们。

群星映辉，跨过百年的至纯至粹，足以成为定心一锚。

看完《九零后》首映的当天，就“扬言”要写影评来投稿。可当“壮志”立下，自己却怎么也提不起笔。不愿轻易地给它下定义，也不愿用三言两语来表达复杂的、没有理顺的想法。尝试用音乐唤起看电影时的心情，却怎么也无法再进入。凌乱地记下一些思绪，写了，又删掉，反反复复，拖延数日。

今日突然得知许渊冲先生逝世的消息，看完《人物》在年初对许老的访谈，又悲从中来。想起《九零后》，想起西南联大，想起《巨流河》……之前拖延的借口都不再成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或许正是再次提笔的机会。

从第一次在咸柠七里听到徐导聊这部电影，我就开始陷入莫名的感动。听节目时正坐在食堂里吃着饭，记不清是因为听到徐导说了哪句话，眼泪就啪嗒嗒地掉到了碗里，于是立马买了首映的票。徐导说，她不奢求票房，只求能触及到该触及的受众。幸运的我，算是被触及到了吧！

看电影的那段时间，正好在读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从武汉到北京，从重庆到昆明，从书籍到电影，他们虽不在同一时空，但对那段经历的记忆又惊人的相似——“跑警报”的恐怖、恼人的臭虫、璀璨的名师、热忱的同好、懵懂的青春……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相依相偎。在烽火硝烟中继续读书，是艰难的选择。对知识的赤诚，让他们不约而同地创造出了伟大的成就。多么纯粹，多么奇特，多么闪耀。

看电影的当天，也很奇妙——因为整场只有我一个人。我一边失落，为票房担忧，一边又感到开心——一个人看电影的妙处，可以大笑，可以大哭，可以起立，可以鼓掌——这些我也通通做了一遍。这也是在看《九零后》，和读《巨流河》时最大的不同之一。读《巨流河》时，或许是因为文字的原因，总觉“隐忍”，前半部分战时的叙述十分动人，但泪水总是“隐忍”在眼眶，或默默地流下，始终无法放声大哭，思绪随着齐先生一起长大，也一起坚强。而在看《九零后》时，那些壮阔的山河、轰鸣的炸弹，就一五一十地展现在眼前，直触每一根神经；那些帅气美丽的面庞、可爱的人儿，也真实地浮现，牵动着眼泪和欢笑。电影创造了一个场域，使我对于这段历史的情绪更加直接、彻底地抒发出来。

今天读完《人物》许老的特稿，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看完电影时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渐渐清晰了起来。于是淋着小雨，在图书馆背后无人的林荫路上，踱步良久，想起许老的生平，想起西南联大。之前看电影，也只是浮光掠影地了解那一辈人的一段经历；而读完文章，更近一步看到了，群星中，一个个体的人生过程。一位优秀的学者，不只有光鲜，更有无尽痛苦。有学术上遭遇瓶颈的痛苦，有对名声求而难得的痛苦，有不被理解的痛苦……但许老一一走近、又离开它们，仍怀着赤子之心，与文学对话；怀着使命感，为文化事业添砖加瓦；怀着审美情趣，在生活里悠然自得……这些，也正是群星中的每一颗，所历经的独特轨迹。

现在的我们，活在无数的碎片和轻浮的言语里，好像已不再相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学术与政治，内卷与躺平，舔狗与PUA……这些博人眼球的话题，被一次次地塑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充斥着非黑即白的论调，注入我们的思想。双方各执一词，理解对方意味着投降。仿佛除了批判家，难见实干家。我常常感到迷茫无措，觉得这些语言像缭绕的烟雾，拨不开。拨开了也只见混沌，不见光明。如果说《巨流河》、《九零后》、许渊冲带给了我什么，我想是他们并没有执意要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只是展现，展现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复杂与多样。我一直认为，若不是出自苦难，被赞颂的美德也将失去意义。他们无言地传递给我对知识的渴望，对事业的热忱，和对生命的真挚。这些真正的精神，历久弥新，永不磨灭。

想到这些，雨停了，眼眶中的热潮也渐渐退去。回去认真地做我该做的事，我想，这是我对许老最好的缅怀。

附《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闻一多曾经要大家写读李贺的笔记。汪曾祺帮自己的低年级同学捉刀了一篇，然后深受夸奖：“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而那句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的句子是这样的：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这样的天才不止是李贺，还有西南联大的那些《九零后》。电影可以酷似小说，也可以是散文，但像这部电影那样的，就是诗，浓烈到岁月都无法减损光芒的诗。

　　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电影开始不久，巫宁坤先生说起日军侵华，回忆学校礼堂里的女生不禁唱起《松花江上》，一边唱，一边泣不成声。在这部电影里，如此肆意纵情的哭泣不多。当时九十八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九十九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一百零一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一百零六岁的《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十六个人里面，他们更多都是带着微笑。

　　无论是眼泪还是微笑，总要从一九三八年说起。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南开大学直接被日军的炮火炸为废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停止办学。三所大学决定合并南迁，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联合大学。随着长沙也面临沦陷，于是进一步从长沙南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一九三八年四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简称“西南联大”。这所大学只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个月，诞生了一百七十二位院士，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二位诺贝尔奖得主……

　　衮衮中华，往往乱世之中反而诸子百家璀璨争辉。而在那个山河涂炭，乱世将倾之际，西南联大同样创造了一个堪比英美的学术中心。天文学上说我们看见星辰，都是已经多年以后。那些微笑和哭泣的老人，便是在那么多年以前，歌之咏之。如今，我们有幸见到。

　　大家从四面八方往云南奔赴，从内地，从国外，从长沙，舟车之苦，离乱之痛，谈笑之。而其中的“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千里迢迢。途中历经各种天堑险途，匪乱兵灾，经六十八天行军，在中国西南大地艰难行走三千五百里。可谓学生版的长征。

　　当时那些少年，那些夫子，奔赴西南联大，大抵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国难当头，学什么可以帮助国家。国难当头，国家又需要我在哪里。

　　就如杨苡老人说的：当然高兴，去了那就没有日本人了。于是，纸上多了一行行的诗。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些年，我们的家，在云之南。

　　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从电影拍摄到公映，导演拿到了十六位前辈的所有授权，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三位大师离开了我们。八十多年前，在那片土地上有更多的人离开了我们，包括牺牲时年仅十九岁的缪弘：

　　「宁愿闭起双目，以免再看见人间的不平；

　　宁愿堵住两耳，以免再听到壮烈的声音。」

　　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 缪弘 遗诗《赶快》

　　缪弘前辈的父亲是汉奸，所以入学之初甚至修改了父亲的名字。而在战场上，作为翻译的他，当同行的美军恐惧退缩的时候，依旧用自己的胸膛迎上来敌人的子弹。他冲上去的那个瞬间，真正是血之花而怒放。

　　在电影里，有位老先生这么说：当时想国家需要什么呢？需要炸弹，那么我就去学化工，去学造炸弹。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需要的何止是炸弹，所以他们去学习各种知识，学习各种这片土地上所匮乏的，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在黑色的纸上画着画，那些画就像饱尝血肉的诗，昂扬着划破彼时黑沉沉的天。

　　他们奉献的不止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不止是呐喊，更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毅然奔赴现场。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名单共有三百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军官和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他们代表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也说明了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联大三位常委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其中还有在解放以后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查良铮。

　　一个人的血不够，那就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的血开满大地，那“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在大地上，在青天上，在云之南。

　　三、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许渊冲先生说那是最好的国文课，那么多厉害的先生集中在那里奉献着自己的才华；杨振宁先生却说那样的文科教育有些混乱，不成系统；巫宁坤先生也说课堂上学不到多少东西，倒是在茶馆里和同学师长的闲聊有很大裨益。

　　但他们也许都上过罗庸先生的课，听着他讲杜甫的诗的时候忽然停顿，走到窗前：那里就是长安，那里就是终南山。

　　“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并不仅仅是奉献了诺贝尔获奖者，奉献了那么多院士和专家，它更是在血液里为往圣继绝学，让这个世上多了那么多“Pure”的人……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那些大师的黑板下面，坐着未来更多的大师。那些人，学到的何止是一首诗，何止是很多首诗。

　　一九五零年二月，朱光亚、王希季归国

　　一九五零年八月，邓稼先归国

　　一九五零年十月，吴大昌归国

　　一九五一年，巫宁坤、许渊冲归国

　　一九五三年，查良铮夫妇归国

　　一九五五年，郑哲敏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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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十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他们就如当年的学子，从四面八方奔赴呼唤他们的地方，那时候，他们也很年轻。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杨振宁和邓稼先少年时候经常浩叹之长吟，到了暮年自然会让人想起“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其中唏嘘，又何止一人一事。而当电影结尾处老人们回忆着自己的学号。耄耋之年的他们清晰而坚定地说出着那一串串数字——「我的学号是N2214，我这一辈子都记得」、「我的学号是联580，我还记得」、「T3404，四年都是用这个学号」、「25829」、「33201」……

　　每个人，都是像写在黑色纸上的画那般的诗，每个人，都是开满遍地的野花，他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应该就是年轻：

　　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这个我们，是他们，更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