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

我觉得与其蹦出来自己评价这个片子，不如把当时我们对第一季执行总导演任长箴老师的采访贴出来——不是我做的采访，我是编辑，我们这位记者黄冰同学非常出色。
任老师当时接受了一批杂志采访，但当时她开始和央视发生了一些矛盾，有一些采访被央视打招呼下掉了没发（我印象里招呼也打到过我们这里），但我们登了。
我不反对把美食拍得美好，也知道拍摄出精美的画面能引发人们多少愉快的联想和喜爱，我也是其中擦口水的一个。但是就新闻采访从业人员做选题和纪录片的精神来说，我对任老师的“水晶灯”一说印象深刻。
我在第二季里确实看到不少水晶灯，如果说第一季中的一些章节还是冲着好纪录片前进的话，第二季已经不能算是一部纪录片了，更像一部想让人愉快的专题故事片。
这是两种理念的冲突，任老师也承认，要做纪录片，央视是最大最好的推广平台——但她最终还是跟这个优质平台分道扬镳了，希望她在现在的平台上继续出好作品


任长箴：绝不修改
文/黄冰

       “当年有人对姜文说，你这种长相不讨好观众，姜文回答说，我凭什么讨好观众？我要做的是征服观众。我也是这样，我从不讨好观众，我是要征服观众。做一个东西出来，就要把你征服得死死的。”2012年端午节前的一个早上，在北京四通桥附近一个咖啡馆里，任长箴从柔软的沙发上坐直了身子，一脸郑重地说。
     在这之前，由她做执行总导演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创下了收视奇迹，看过片子的人也毫不吝啬溢美之词，“让人感动”、“泪水和口水同时出现”、“最好的中国形象片”，豆瓣影评给出了9.2的高分。而在纪录片圈内，代表着最高评价的一句赞美是：中国纪录片的春天到了。
     任长箴并不太相信这种预言，她所在意的是她终于能够在一个她认为中国最牛逼的纪录片平台上，向观众展示一下她理解的中国纪录片的水平。“虽然我现在是纯自由职业者，但是我还是在为电视台工作。因为我看中了纪录片频道的平台，这个平台太好了。这是中国目前最好的纪录片平台，我就是想全身心地为这个平台工作。”
      《舌尖上的中国》一共8个分集导演里，只有一个是央视纪录频道正式的编导。有两个是任长箴想办法从央视农业频道调来的，其余人包括任长箴在内，都和央视没有关系。用总导演陈晓卿的话说：“这次的片子不是官窑，是民窑。”这种制作方法使得任长箴能够尽力捍卫这套片子的独立性和其中蕴含的激情。“我也跟栏目组说，我跟你们说的都是技术问题，如果这些技术问题全掌握了，你们缺一样东西，还是玩不成，那就是激情。没有激情，这些技术给你们一点用也没有。”
     咖啡馆里早上的客人不多，平缓的音乐没有压住任长箴的大嗓门，旁边嘬着饮料看书的小姑娘抬起头，惊讶地看了看她。任长箴今年36岁，大眼、厚唇，比一般女人显得英武许多。她穿着一件圆领深蓝色T恤，一条褐绿色的五分中裤，脚上是一双紫蓝色的帆布鞋，用一个黑白屏的直板诺基亚手机。在几天后一个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中，她也是差不多的装束，只不过T恤换成了白色，中裤换成黑色。她喜欢用“绝不”、“完全”、“没有可能”、“立刻”这样坚决、脆生生而且又斤两十足的词。
      在那次电视节目中，她说起创作《舌尖上的中国》时，又常常用特别深情的长句子来描述：“我们记忆中好吃的东西是因为带着人的温度”、“我们拍摄的对象不是底层的劳动人民，而是干净的中国人，内心当中有骄傲的、有心气儿的中国人。”
     她的两面性也符合她自己为适合纪录片的性格所设定的特征：兼具外向奔放的性格和柔软脆弱的内心——外向和奔放能够接纳和融合，脆弱和柔软能够以最细致入微的方式展示细节。

 Q：《舌尖上的中国》好评很多，也有批评。哪个批评是你不能接受的？
A：昨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很郁闷。直到今天早上，路上堵车的时候想起来还是郁闷。那个报道里写，有一个专家说我们这个以我为核心的这个团队，现在抱怨很多，说我们抱怨没有能够分享社会成果。然后这个专家说我们的抱怨毫无道理，说我们就相当于一个装修队，装修完了房子，还要求承包商给我们分一间房子，你说这多可气啊。其实他们不了解我们做了什么，如果他们能够了解我们做了什么，他们是会尊重我们的。我们其实是设计房子、盖房子的人，而不是装修队的人，水泥砖块都是我们亲自去砖厂、水泥厂拉回来的。

 Q：这所“房子”盖得顺利吗？
A：一点也不顺利。可以说我们做这个片子是把自己放在了一种险境里，完全是一种疯狂的坚持。从一开始，我们和纪录片频道的讨论就磕磕绊绊。但是这些不愉快都是在内容创作上的，进度并没有停下来。

 Q：主要的分歧是什么？
 A：他们希望更多地呈现美食的部分，他们认为这始终是一个美食节目，对于美食的描述要细致。比如说应该有爽口弹牙、香气扑鼻这样的词。但是我认为这些词根本不重要。比如在某一个段落上，我认为应该讲采藕人的一顿早餐，讲他们的早餐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天的重体力活所需要的热量。我觉得这是人的故事。如果完全讲藕的美食，找一家武汉的高级餐厅，拍摄一个全藕宴，再多讲一讲全藕宴厨师的故事就行。同样是关于人的故事，但是完全不同。

 Q：什么样的故事能打动你？
 A：人之常情的故事。我不喜欢传奇的故事，因为传奇的故事离我们很远。我们曾经拍了一个重症监护室（ICU）的宣传片，就是一个护士，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但是当我们采访她的时候，问她在ICU工作有什么感受，她说当时护校毕业被分到ICU特别不喜欢，因为那个病房全都是垂死的人，很压抑。但是她发现这些人也是需要关怀的，于是她每天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窗户全打开，窗帘全拉开，让外面新鲜的空气和阳光进来。那些人带着呼吸机，根本没有提这个要求的能力，也没有感受这一切的能力，但还是应该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就这样，完了。我就觉得足以感动我。我把这叫做人之常情的感动，而不是恶意煽情。

 Q：全藕宴的厨师也不是高大全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
 A：这就是情怀问题。我们这个片子，打一个比喻的话，本来是一个干干净净、素雅的房子，现在非要挂上水晶灯，铺上地毯，那我就不能接受了。

 Q：水晶灯是什么？成片里我们能看到水晶灯吗？
A：能啊。比如说第四集《厨房的秘密》，我们的编导本来的词是“厨房的秘密，是人的秘密”，后来播出的时候这句话变成了“厨房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这不就是水晶灯吗？这种做法导致观众看到的就会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感觉，前一句词还挺有情怀，后一句词就邪恶了。这个片子从第四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原因就是前三集坚持不让修改。尤其是我的第一集，我当时就是抱着片子绝不修改的想法。

 Q：最后审片子怎么通过的？
A：审了。审完之后给了修改意见，但是我没改。比如我的里面本来有一句词，说厨师喜欢竹笋是因为竹笋和其他食材比较容易搭配，修改后要在后面加上两句—文人爱竹笋是因为笋的风骨和傲骨，僧人爱竹笋是因为笋的节制什么的，让我给删了。后来纪录片频道和我谈，说如果我不修改，就不能放在第一集。他们的理由是这一集太令人失望，美食的部分太少了。我说，绝不改。这一次我们几个分集导演没有用央视的机房，全部是在自己家里剪的片子。不会剪的就培训，没有设备的就去买。这一次虽然对外说的是央视的大制作，但其实剪片子却是我们几个人在自己的小屋里做出来的。所以我不改片子，纪录片频道没有素材，他们也没办法。

Q：那么最后是在纪录片频道不满意的状态下发片了？
A：不。他们让我交了50分钟的版本，实际上最后播了48分钟，剪掉了两分半。

Q：剪掉的是什么？
 A：剪掉的是一个八渡笋的故事，因为干旱，原本期待的八渡笋没有了。第一集是自然的馈赠，我的意思是自然有丰厚的馈赠，同时也会因为天的原因，因为自然的原因，收回馈赠，这个故事被删掉了。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这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片子， 绝不调和

 Q：有这么多争执，是不是后悔和纪录片频道合作了？
A：没有。实际上我很感谢他们当初把我找来做这个片子。我不是想挣纪录片频道给的8万块钱的劳务费，我们做这个片子，花了一年时间，分集导演有8万块钱的劳务费，我作为执行总导演加起来有十来万。我做任何一个小活都会超过这个收入。但是我要去挣这8万块钱是因为我看中了纪录片的平台，这个平台太好了。这个平台是中国目前最好的纪录片平台，我就是想全身心地为这个平台工作。我相信中国纪录片有这个能量，相信中国可以有一个频道播出自己优秀的纪录片。我希望观众们都能够打开一个频道，就离不开这个频道，这是我的志向所在。为了这件事，我已经努力了15年。

 Q：你为电视台工作了15年？
A：可以这么说。虽然我现在是纯自由职业者，但是我现在还是在为电视台工作。有人说你去做电影吧，我说这完全是两个行当。完全不一样。

Q：那么你是只做纪录片？
A：对。而且只做电视纪录片，电视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也不同。

 Q：为什么这么痴迷纪录片？从什么时候对纪录片感兴趣的？
 A：高二，因为一部叫做《望长城》的纪录片。 前几天，纪录片频道开了一个总结会，发给我的会议纪要特别长，专家们都发表了自己的评价，其中有一个专家叫刘效礼，在纪要里说《舌尖上的中国》是现在中国最优秀、最棒、最牛逼的纪录片。大概意思是这样，这句话对我的感染力最大，因为《望长城》是刘效礼的作品。我虽然没有跟刘效礼面对面坐着，但是他的这句话，足以让我眼泪都下来了。

 Q：那部作品哪里感动你了？
 A：我至今脑子里留了一个印象，就是刚一开头，有一个叫焦建成的主持人走在长城的残垣断壁上，他往前走，后面有人跟着，他说“跟上跟上啊”，后面那个拾音器就穿帮了，出现在画面里，然后摄像机的影子也出现在了城墙的围墙上。这个画面有极强的感召力，我当时就认定，这是一个特别令人神往的工作。所以我到现在都非常偏执地坚持我一定需要带一个现场录音。实际上有时候现场的声音没那么重要，后期都是可以贴上的。但是我就是摆姿态也要摆出这么一个姿态。

 Q：这个姿态不难摆。
 A：我现在只要有到大学讲讲的机会我就去，因为不知道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个细节可能就影响了一个人。 我当时也并不知道《望长城》是一个纪录片，我只知道这是一个电视节目，是一个电视台里播出的节目，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考一个将来能让我做电视节目的学校，所以高考的时候我很明确就是要上广播电视学院的电视编导。

Q：一毕业就去了央视？
A：不，我没毕业的时候去了央视实习。

 Q：去里哪个栏目实习？那是哪一年？
A：1997年，《半边天》栏目。

 Q：这个实习机会不错，1997年的时候《半边天》多热啊，你是怎么进去的？
 A：我是自己敲门进去的。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我当时考广播学院的时候我妈认为我完全是异想天开。刚开始我想去一个叫“生活空间”的栏目实习，这是东方时空一个纪录片单元，制片人是陈虻。他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一次演讲，是我非常敬佩的人，我跟别人打听到陈虻在北医三院附近租了一个地儿办公，我就去了。

 Q：见到陈虻了吗？
A：见到了。我早上大概9点去的，他11点多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谈我想来实习，他问我你都会干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会，我既会编片子，还会剪片子，还会摄影。陈虻很不屑，他很明确地跟我说，我不相信你什么都会。他说我这儿不缺实习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陈老师，那你给我推荐另外一个实习的地儿吧。他就问旁边的同事说，中央电视台还能有哪儿能让这孩子去实习的？他的同事就说赵淑静那儿还不错。 实际上，去找陈虻之前，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去不了《生活空间》就去《半边天》。陈虻推荐前，我内心已经选择了《半边天》，因为那儿也是央视的一个自留地。所以我就问他们，那《半边天》在哪里办公？

 Q：你当天就去了？
A：对。我就在他们楼下坐了一个383还是什么的公交车直接去了。《半边天》在台里办公，到了之后已经快5点了，我跟台东门那儿传达室的人说我要去《半边天》，传达室让我打个电话，我就照着传达室的通讯录拨了《半边天》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制片主任。听说我要找赵淑静，就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我要找实习机会。

Q：就这样就成了？是因为陈虻的推荐吗？
 A：没有让陈虻推荐。当时赵淑静没在。所以我就说我能不能上去看看？后来我就上去了。从那儿开启了我后面所有的生活。当天下午我跟在办公室的几个人聊得很好，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早上9点开例会，赵淑静肯定来。我第二天8点就到了，到了之后看到办公室一个人正在拖地，我还跑过去跟人说我替你拖吧。我当时特别主动想干这事儿，因为有一种特别新鲜、有朝气、蓬勃的感觉。等9点钟赵淑静来了之后，我就跟过去说了实习的事儿，赵老师特别和气，说欢迎你加入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遇到了一个多么好的老师，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团队里。 我毕业后到了CCTV7，待了三年之后，去了《人物》栏目，一直到前几年，开始在家里漂，成了彻底的自由职业者。

Q：为什么要离开央视？
A：赵淑静离开了啊。我有时候会总结我自己，我发现所有我做对的事情，都是因为跟对了人。上星期我还去找了赵老师，到目前为止，赵老师给我的东西始终是正面的、鼓励的，而且始终是高于我的。我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个外向的、开朗的人，实际上我是一个内心极其忧伤的人，无时无刻不忧伤。 我一旦心里遇到问题，就给赵老师打电话：我能挂个号吗？赵老师就说，又有什么疑难杂症了？来吧。他们家的大门始终为我敞开，她给了我很多力量，而且，不光是力量，还给了我很多方法，化解忧伤的方法。比如我跟她抱怨一些事情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眼中的世界不是真实的，是被你的激情燃烧的世界，于是你一定会受挫，一定会不如意，一定会抱怨。你要把你眼中的世界调整到一个面目可憎的样子，对它不要期待过高，那样你就舒服了，然后再把你的热情和激情放出去。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我现在把很大部分能量消耗在对这个世界的不满上了。

Q：把世界调整成面目可憎，你怎么可能热爱它？
 A：我不需要热爱。我还是志存高远、希望能够带给这个世界一些正面的东西。我是一个会回避掉所有负能量的人，比如看到一些惨烈的故事，一些肮脏的事儿，一些人会转发这些，但是我从来不转。我现在不需要追随谁了，但是我需要坚定我自己。 很多人来评价《舌尖上的中国》，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中间我最下功夫的地方在哪里。我在前期有大量的情感投入，倾注大量的时间、大量的感情感染所有的分集导演。我让他们在那几个月里，在他们个人的灵魂和热情上，达到了他们的顶峰。

Q：你回避负能量算是逃避吧？
 A：也不是。我想这个世界一定是假恶丑和真善美共存的。如果你想活下去，但是你的眼睛里又一直是假恶丑的话，会很难过。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片子为什么很干净的原因，因为我不盯着假恶丑，我也不宣扬好人好事，我只是展示普通人的生活，只是一些平常人的平常事。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吃喝，而是关于一群干净的中国人的故事。

Q：你是怎么感染分集导演的？让他们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和统一的“情怀”？
 A：非常简单。我能量大，我能把他们燃烧起来啊。我就是一团火，第三集分集导演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大激情？我说我岁数大吗？后来想想，和我一个年纪的人，早就不在一线跑了，都已经是制片主任这种职位了。但是我想如果让我去完全地运营一个项目的话，我可能原本坚持的东西就不能坚持了。

Q：你坚持的是什么？
 A：可能说起来会觉得不真实，不过我的真实愿望就是希望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贡献。

Q：现在这个片子这么热，来找你的人很多，你的坚持是不是更容易实现了？
 A：现在平台很多，但是很难想象把一个志存高远、有家国情怀的片子放在一个商业平台上。就算肯花力气肯花资金，做出一个有家国情怀的片子，放在普通的卫视上播出，也没有我想要的影响力。

Q：大家说《舌尖上的中国》意味着中国纪录片的春天到了，你觉得呢？
 A：中国的纪录片很难真正迎来春天，原因是现在技术上还达不到。为什么很多人看我们的片子觉得有点国外的感觉，那是我们处心积虑地研究国外的片子研究出来的一点小小的成功。你知道我们的航拍是用什么拍的？我们是用航模飞机，勒着橡皮筋儿，捆着一个瓶子盖儿飞上去拍的。我们这个片子里唯一一个航拍的镜头，是第二集里的一个镜头，那是坐在洒农药的飞机上拍的。有人问我《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说一句狂妄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竞争者，没有竞争者那就肯定会成功。

 Q：那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A：通常纪录片是在拍之前，先写本子，导演根据脚本联系和这个本子相关的人和事，然后摄影师按照脚本拍摄。我们这次是先有一个大纲，这个大纲是在非常严谨的调研之后完成的，然后我们再把它丰满化。这次纪录片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调研，如果纪录片不调研，纪录这两个字从哪里体现呢？中国之前大量的纪录片都是一种“掉书袋”的方式，根据选题查找大量的资料，那样就没有鲜活的故事。

Q：先进的拍摄方式也是有调研这个步骤的？
A：暗合。有一次和一个纪录片公司的人聊天，他们问我这个做调研的想法是谁告诉我的还是自己琢磨的。我说自己琢磨的，他就说BBC也是这种方式。其实我也不是自己琢磨的，是之前积累的。我不用知道BBC是怎么做的，我自己做了15年了，知道不这样做是做不好的。我对技术有非常多可讲的，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有术无道道难寻，有道无术术好修。我想给人家讲道，讲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Q：道是什么？
 A：情怀。前几天看冯小刚和姜文讨论剪片子的问题，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他们说剪片子应该当文言文剪，尽量精简。很多人转发。这当然没错，但是在哪里精简，为什么精简，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道不同，就会有不同的选择。